刘文，女，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教授，博导，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及博士后经历，曾在英国Keele大学、美国Troy大学访学。主要从事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源开发、日韩华侨华人、中日韩经济合作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编、参编、翻译专著和教材10部，专著2部，主持、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20余项。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东北亚地区在政治经济上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经济活力及市场联系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构成了东北亚区域经济的核心，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然而目前东北亚地区，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合作，因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又一重要举措。《比较、竞争与合作：中日韩自贸区发展研究报告》是作者近年对中日韩FTA发展研究的成果汇集。在分析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发展演变和中日韩FTA提出与构建的基础上，对中日韩经贸往来深化与货币合作进行了研究。对中日韩自贸区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人力资本支撑体系、劳动关系进行了研究。从农产品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分析了影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因素。并对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中日韩经济发展和人文进步进行了比较分析。力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国参与中日韩FTA的战略规划提供研究背景和理论支持。

　　从图9-1可以看出，韩资企业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投资，如受优惠政策、中国市场、廉价劳动力和地理位置优势等吸引来山东投资；另一类是被动投资，即部分韩资企业因为在韩国与大企业构成产业链的关系，随着大企业投资山东，也不得不同时转移。而一旦投资，山东政府为韩资企业提供的经营条件如基础设施、产业对接及各种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韩资企业的经营状况，而经营状况的好坏则是影响其能否扎根山东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一旦经营状况长期不好，和其他大企业不相关的企业就会撤离山东，而虽然亏损但与大企业相关的韩资企业则可能与大企业谈判，如果大企业同意给予相应补偿，则这部分企业也会随同扎根。这里共涉及两类契约：一类是韩资大企业与其关系企业的契约（契约类型I）；另一类是东道主政府与韩资企业的契约（契约类型Ⅱ）。正是这两类契约的实施效率连同以上包括企业自身特性在内的诸多因素共同决定韩资企业扎根机理。
　　契约类型I是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是指存在威廉姆森意义上的专用性投资构成的契约。在关系契约内，为防止发生机会主义对契约效率的损害，通常需要建立长期契约加以治理。由于契约关系的存在，当关系契约中的一方进行产业转移时，另一方可能也不得不跟着迁移。特别是当契约双方实力不对等，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企业一旦变动，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也将跟着变动。因此，当韩国三星、现代等大企业转移山东时，与其有契约关系的韩资小企业也跟着转移。至于契约类型Ⅱ，它发生在东道主政府和韩资企业之间，它是建立在不公平但自由基础之上的不完全契约。因为对于一个在异国投资的企业，它可以要求东道国政府给予一些必要的政策支持，但不能让东道主制定让它可以规避一切经营风险的政策。相反，东道主政府政策的变动往往会给企业经营带来风险，特别是当存在大量专用性投资时，如果企业终止契约，将付出巨大代价，很可能不得不在低收益率甚至亏损下继续经营。韩资企业多半两头在外，产品的价格在韩国决定，而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山东决定，所以一旦政策变动使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契约很有可能很快终止。然而，随着中国新《劳动法》的颁布和相应工资制度的变革，劳动成本必然上升，韩资企业的成本提高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可以冲抵劳动成本的上升的因素：韩国企业主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东道主政府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促进本地企业与韩资企业产业对接；等等。因为韩资企业进口原材料费用很高，而产业对接使原材料本地化就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则有利于契约的持续。除此之外，东道主政府如果能动态性地改善投资环境也可以降低韩资企业的经营成本：给予韩资企业国民待遇；为韩资企业提供便利的基础设施，如水电、能源、港口等交通运输条件、规范的劳动市场；诚信度水平的改善等也可以降低韩资企业的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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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日韩FTA构建的历史基础
1.1 相关研究及进展评述
1.2 中日经贸关系的历史演变
1.2.1 从新中国成立到两国建交前的贸易往来
1.2.2 从两国建交至20世纪末的经贸往来发展
1.2.3 21世纪以来的中日经贸关系
1.3 中韩经贸关系的历史演变
1.3.1 中韩贸易关系的历史渊源
1.3.2 两国建交前的中韩贸易往来
1.3.3 从两国建交至20世纪末的中韩经贸发展
1.3.4 21世纪以来的中韩经贸关系
1.4 日韩经贸关系的历史演变
1.4.1 韩国独立前的日韩贸易关系
1.4.2 从韩国独立至两国建交前的日韩经贸发展
1.4.3 从两国建交至20世纪末的日韩经贸发展
1.4.4 21世纪以来的日韩经贸关系

第二章 中日韩FTA的提出和发展
2.1 中日韩FTA的提出
2.1.1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2.1.2 三国在全球的FIA发展状况
2.1.3 三国政府推进中日韩FTA
2.2 中日韩FTA的发展进程
2.2.1 探索阶段（1997——1998年）
2.2.2 民间联合研究与政府推进阶段（1999——2009年）
2.2.3 官产学联合研究与酝酿启动阶段（2010——2012年）
2.2.4 中日韩FTA谈判正式启动（2013年- ）
2.3 中日韩FTA构建对三国的影响
2.3.1 三国企业的期待
2.3.2 对三国经济的影响

第三章 中日韩经贸往来深化与货币合作研究
3.1 金融危机后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关注
3.2 相关研究及进展评述
3.2.1 东亚货币合作的区域研究
3.2.2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日韩货币合作
3.3 中日韩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3.3.1 雄厚的经济力量为三国货币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3.3.2 产业结构和资源互补性成为三国货币合作的内在动力
3.3.3 持续增长的贸易量使三国货币合作收益提高
3.3.4 逐渐趋小的汇率波动差异降低了三国货币合作的成本
3.3.5 基本一致的货币政策方向为三国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
3.4 中日韩货币合作的0CA指数分析
3.4.1 0CA指数介绍
3.4.2 模型变量的选择与补充改进
3.4.3 回归结果及分析
3.5 结论与建议
3.5.1 中日韩三国货币合作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3.5.2 2000年以来三国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逐步降低
3.5.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货币合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3.5.4 中日两国围绕货币主导权的博弈将不可避免
3.5.5 中日韩货币合作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第四章 中日韩自贸区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4.1 三国人口发展趋势
4.1.1 三国人口规模和结构比较
4.1.2 三国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4.2 三国劳动参与率状况
4.2.1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最高，日韩两国劳动参与率水平相差不大
4.2.2 三国男性劳动参与率均高于女性，中国女性参与率最高
4.3 三国产业就业结构演变
4.3.1 三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较
4.3.2 三国行业就业结构比较
4.4 三国性别就业结构比较
4.4.1 三国女性就业比重都在增长
4.4.2 中国女性就业比重最高
4.5 三国非正规就业状况
4.5.1 中国非正规就业比重在上升，日韩两国非正规就业比重在下降
4.5.2 韩国非正规就业比重最高
4.5.3 日韩两国非正规就业比重的性别差异均发生了逆转
4.6 三国劳动力报酬水平
4.6.1 日韩性别工资均高于中国，三国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
4.6.2 日韩行业工资均高于中国，中国劳动力成本低

第五章 中日韩自贸区构建的人力资本支撑体系
5.1 中日韩人力资本状况比较
5.1.1 三大区域及中日韩人口与经济状况比较
5.1.2 三国人口身体素质不断提高，日韩卫生状况好于中国
5.1.3 日韩居民教育水平高于中国平均水平
5.1.4 日韩女性健康状况好，中国女性教育水平高，政治和经济参与度高
5.2 中日韩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比较
5.2.1 三国教育支出和比重存在较大差距
5.2.2 三国医疗支出和水平差别较大
5.2.3 三国女性教育水平均呈上升趋势
5.3 日韩人力资本投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5.3.1 提高人均教育经费水平
5.3.2 改善教育投资结构
5.3.3 增加医疗支出，缩小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
5.3.4 提高女性健康投资水平
……
第六章 工会发展与中日韩劳动关系构建
第七章 中日韩三国知识产权发展态势与发展战略
第八章 中日韩农产品贸易与FTA构建
第九章 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影响因素与走向
第十章 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与人文进步比较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