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德是乔治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国防大学安全政策教授、国防大学半球防务研究中心顾问、《安全与防务研究评论》杂志主编。同时他也是华盛顿的智库。
     作者被誉为美国“最具影响的”5个学者之一，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被认为是美国顶尖的20个学者之一。他是4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作者力图通过自己的力作来重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的联系，使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学重新为政策制定所用。他认为，只有在充分了解了对象国的历史、地理、文化、语言等情况，才能制定出合理、有据、有效、可持续的外交政策。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的成果必须重新为政策的决策过程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本书按地区划分，分别讨论了世界主要的国家和地区，按章节依次分为：东欧、西欧、俄罗斯、亚洲、中东、拉美、非洲。作者在每一章中，先描述地区的概况，重点介绍地区的发展状况和经济水平，随后分析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利益之所在，并为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在每一章的结论部分，作者按照地区国家的重要程度，针对重要国家提纲举领地勾勒出关键问题，具体而详尽地讨论美国外交政策在这些国家应该注意的问题。

     用一本字数不多的小书把美国所关注的地区与国家的关键状况与问题以及美国在这些地方的根本利益勾勒得如此清楚，又如此全面，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从实用的角度看，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美国在世界各地区的利益、政策重点提供一个线索，更可以解答我们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作所为的一些疑问。从学术的角度看，非常学术的问题原本可以用不那么令人生畏的术语和不绕弯子的方式说得清清楚楚，从而让学术圈外对美国外交政策感兴趣的读者感到够得着、抓得住。这里，我们看到了大师风采。

　　与40、50年前相比，国际关系这个领域今天已大为不同。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专业化程度比过去高得多，研究更注重实证，而且与外交政策的实际制定没有什么关系。国际关系研究寻求的大概是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模型。今天因此的国际关系研究往往基于一些简单的假设，更接近经济学，比如假设个人都具有理性，都精于算计，都自私自利，都自我膨胀，也就是同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或者至少大多数经济学家如是相信。简言之，国际关系这一领域已经变成了“科学”。在这一嬗变的过程中，开设更加传统的外交政策课程的老师在自己所在的院系和大学边缘化了，尽管大多数学生对他们的课程兴趣更浓。
　　此外，国际关系的研究距离外交政策的实践越来越远。由于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追求“科学性”，外交政策制定者对这一学科的依赖越来越小。这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时越来越缺乏对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及全球的趋势的全面了解和理解。学术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了。不谦虚地说，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扭转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这个趋势，并说明深入的了解世界政治体系对于制定更好更明智的外交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重新整合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各领域，使其回归外交政策从业者的工作和思考之中。
　　今天，国际关系研究更加关注量化，更严谨，更注重实证。阐释法已然退出，让位给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基于文化和地区差异的分析方法也已退出，让位给了意在分析全球趋势的模式。在这些变化产生的过程中，研究工作与提供政策建议之间的那种紧密联系也正在逐渐消失。
　　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多地利用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数学决策方法。这些当然是有用的技术。就像现在许多行业内的人所想的那样，问题在于这些方法论本身是否有意义？他们是否仅仅是为了达成研究目的的一种手段？——在这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或更好地理解政策。换言之，如今是屁股（方法）指挥脑袋（政策实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出现的这种新的分化似乎出现在以下两类学者之间：一类学者利用更新的方法论进行研究，但仅仅把这些方法视为研究的工具，目的仍然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另一类学者则把这些新的方法论视为研究的主题，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反而沦为旁门左道，成了纯粹的私人政治问题，与个人的研究不大相干了。
　　在国际关系研究和比较政治学这种新的“科学化”趋势下，诸如历史、文化、宗教、地理、以及环境等因素都不再重要，成了与研究毫无关联的因素。其原因在于，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假定所有人都追求同样的东西，比如民主制度、公民社会、公私混合型经济。或者就像1990年代的口号所喊的那样，随着苏联解体，独裁主义身败名裂，最好的选择只有民主制度。但这一说法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缅甸及许多别的国家成为最好的选择。或者说国度不同，民主的形式亦千差万别，在一些国家，文化衍生的形式不同，因而民主的形式也不同。
　　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更科学的研究方法所采用的模型把普遍关联性与普适性作为前提。如果这些方法是普遍相关联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像地理、历史、文化或地区这样的因素就不再有用了。然而，这样的观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我们都知道，由于西欧和东欧在地理位置上相邻，东欧的民主制度因此得以巩固。我们还知道，乍得共和国在二战前曾经建立过民主制度，而在铁幕被推倒之后，这一历史也无疑帮助了乍得民主制度的重新建立。我们知道，中东伊斯兰地区所取得的民主进步十分有限，因为文化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还知道，从地区着眼，当一个地区中有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实现了民主制度，那么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实行民主制度就会变得容易一些。如果研究者们把这样重要且不证自明的因素撇开，并认为它们毫无关系，实在是荒唐可笑。很显然，这样一些自称普适的研究模式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最好再多一点谦虚。
　　这种所谓“更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不难理解。就像研究经济学一样，如果你真心相信自己的数据集和方法全球普适，相信研究模型是独立于文化、历史、地理、社会背景，那么确实没有必要研究别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社会。一个方法走天下！管他什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你只用单一模式的、全球性的做糕点模子般的方法。然而，正是这样的方法让我们首先在越南遭遇众多困境，而今又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遇到无数麻烦。想想看吧，即使是我们最好的指挥官，即使还有随军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在把伊拉克“有效的”办法拿到阿富汗去用，可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阿富汗却与伊拉克千差万别！这办法行得通吗？我怀疑。
　　就像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样，一个号称能够解释全球人类行为的单一研究模型无疑是吸引人的。不过，以为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简约为一种单一行为模型，且不顾丰富差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那就把人的轻信能力用到极限了
　　相比其他学科而言，比较政治学较少地受到所谓“科学”方法或是最近被称为“理性选择”之方法的影响。比较政治学家一直倾向于认为世界的文化太多元、太复杂，不可能只使用政治行为的一种单一模型。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考量重点，而且看待和理解问题的方法也不同。人类行为具有如此大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怎么可能用一种简单、单一而又随意的方法来解释呢？比较政治学家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否定的回答，认为不存在一种单一的解释，而这也正是比较政治学的目的，即比较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编者按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西欧

第三章   东欧

第四章   俄罗斯

第五章   亚洲

第六章   中东

第七章   拉丁美洲

第八章   非洲

第九章   结论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