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男，吉林长春人。200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世界史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世界史博士学位。2006—2008年，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研究。曾出版专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

　　防苏反苏：朝鲜半岛分裂过程中的美国
　　对德国、奥地利、日本和朝鲜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到十年是一段极为特殊且影响深远的历史时期，外国军队的进驻及其实施的改造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形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力量格局和人民的政治思想意识等）和经济发展模式，甚至造成国家分裂。不过，四国最终的命运却大相径庭：通过《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新《日美安保条约》，日本不但获得了国家独立，而且借助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迅速走向复兴；1955 年《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赋予奥地利国家主权和“永久中立化”地位；冷战时期分属于两大阵营的东德和西德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终结而实现统一；而朝鲜至今仍深受南北分立敌对的困扰。与前三者相比，朝鲜半岛的冷战当属“烈性”——一度爆发战争，数次陷入危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难以计数，长达数十年的面对面的制度优越性竞争。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里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某些特质直至后冷战时代依然存在。或许正因为如此，朝鲜才被称为“冷战活化石”。面对以上现象，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朝鲜半岛的冷战到底始于何时？究竟是怎样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促成了朝鲜半岛的分裂？朝鲜半岛冷战的主要特征又是什么？长期以来，冷战国际史学界对此争论不休。笔者也有意参与其中，从1943—1948 年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角度针对这些论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对朝鲜半岛冷战起源问题的认识。前奏：“国际托管”构想出台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促使美国对日宣战，但华盛顿并未立即将解放朝鲜列为政策目标，原因是朝鲜解放与早日打败日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犹豫迟疑，出于顺应亚太地区民族解放潮流和控制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和委托统治地的考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终于提出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设想。1943 年3 月，罗斯福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务大臣安东尼· 艾登时首次明白无误地指出，战后朝鲜应被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托管国包括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两个国家”。
　　此后不久，美国又在“国际托管”构想中加入了遏制苏联这一新的因素。1943年下半年，国务院远东司明确地将朝鲜问题与战后苏联在远东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不管苏联最终是否参与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战败都会促使苏联填补朝鲜半岛出现的权力真空。苏联很可能会以朝鲜为例鼓吹其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借此攫取更多的当地资源，获得不冻港，谋求比中日两国更有利的战略地位。“苏联对朝鲜的占领将会在远东造成一个全新的战略态势，此举给中国和日本带来的震动将是长远的”。莫斯科这样做“不但会严重挫伤中国对战后和平的信心，并且会挑起中国在东北亚或其他地区采取类似的单边行动”。1944 年3 月29 日，国务院远东司际委员会(Inter-Divisional Area Committee on the Far East) 在一份关于对朝鲜实施军事占领的备忘录中声称，假使苏联对日宣战，它最有可能从朝鲜半岛北部向日本人发动进攻，并因此占领相当一部分朝鲜领土。朝鲜海外军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苏联远东红军训练出来的那批朝鲜人。他们完全接受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管理模式，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人便会立即参加到解放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去。考虑到以上因素，美国应与中国和英国一道对朝鲜实施军事占领。倘若苏联也加入太平洋战争，占领国还将包括苏联。5 月4 日，该委员会在另一份有关朝鲜临时政府问题的备忘录里进一步指出，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使朝鲜人几乎没有自治经验可言，因此独立后的朝鲜应暂时接受国际托管。为防止一国在朝鲜事务上独断专行，一般来说要尽量采取多国托管的形式。托管国可能包括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反之，如果由苏联单独监管朝鲜，朝鲜的苏化会令中国忧心忡忡，美国或许也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安全。1945 年2 月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之前，国务院向他介绍相关情况时依旧对苏联在远东的影响持怀疑态度，并再次强烈建议不管苏联是否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都应在日本战败后与其他盟国一起占领朝鲜。4 月12 日罗斯福突然去世，国务院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托管，转而更加强调防止苏联主导朝鲜事务的重要性。随着美苏两国在东欧问题上日益互不信任和彼此敌视，国务院坚决要求参与对朝鲜的军
　　事占领。
　　战时美国对朝鲜政策构想表明，在国务院看来，决定何时和如何赋予朝鲜独立地位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绝非当地人的自治能力，而是怎样遏制苏联单独占领朝鲜的野心，防止社会主义制度在朝鲜“登陆”，进而确保美国导引中日两国未来走向的能力及其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实力地位和安全利益。抑或说，虽然此时战争尤酣，苏联依旧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华盛顿却早已未雨绸缪，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角度出发，决意阻断“苏式红色病毒”战后在朝鲜的传播。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之所以接受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建议， 很可能是因为莫斯科希望通过这一制度参与战后朝鲜事务，将朝鲜变成苏联的安全缓冲带。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在朝鲜独立问题上，美苏两国赞同的是同一种方式，但希望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局。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国际托管方案最终必然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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