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苏“一边倒”与中苏同盟
在分析中苏同盟的性质时首先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的构思方法有其固有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与邓小平时期截然不同。其固有的特点是，第一，基于被外敌所包围，必须改变国际体系的判断来区别敌与友、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是“准军事式”的。第二，尽管1949年建国时就采取对苏“一边倒”政策，在意识形态上显然属于东方阵营，但构思方法里东西轴与南北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国与中小国家）很微妙地交叉着（冈部达味，2000年）。接下来介绍的“对苏一边倒”是从东西轴看国际形势时的战略，后面将谈到的“中间地带论”是从南北轴看国际关系的构思法。
建国当初，中国把与苏联结盟、归属苏联阵营定为基本战略。就是“对苏一边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刚缓口气，冷战构造就在欧洲逐渐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旗帜鲜明地宣布对苏“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中间道路。这是在临近建国的1949年7月1日。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与苏联有很强的羁绊，强烈希望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国家。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苏联，斯大林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但派米高扬作为苏共政治局的代表于1949年11月到中共的据点（河北省西柏坡），就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进行了协议（1月30日一2月8日）。毛泽东与米高扬进行了七次会谈。根据苏联解体后出来的秘密文件，很显然，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决定了新中苏关系的基本框架。就是说，对苏“一边倒”是经过充分准备的。
根据冷战研究者沈志华的分析，斯大林非常重视米高扬访华。米高扬访华期间，斯大林随时召开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直接给米高扬作指示。通过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双方在苏联向中国提供三亿美元援助、不成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归还东北（旅顺）、新疆问题、蒙古问题、中国新政权的形态等几乎所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半年后，刘少奇（中共党副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高岗和王稼祥同行）访苏。刘与斯大林见了四次。根据在莫斯科看过原始资料的沈志华对刘少奇访苏的研究，概要如下：
在6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承诺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并答应派遣专家、与解放军开展军事合作、开通莫斯科到北京的定期航班、开办人民大学等中共方面的几乎所有要求。刘就中国国内状况向斯大林提出了详细报告。毛泽东访苏的框架也敲定了。在两者的一系列会谈中，下面两点特别令人深感兴趣。一是斯大林向刘少奇道歉：“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做过一些对不起中国革命的事，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让你们为难。”二是斯大林提议亚洲的民族运动由中共负责，提出了一种中苏分工体制：“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担负起更多的义务，做更多的工作。”（7月27日刘少奇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俄文）
这次刘少奇访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表示新中国采取人民民主专政和对苏“一边倒”的政策，“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6日的苏联《真理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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