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和水权制度使得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开发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区位特征，在中国优质的农业耕地往往同时也是良好的工业用地；由于工业相对于农业的更高效益，市场机制本身就有农业用地改作工业用地的倾向，再加上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价格很容易被政府和农村政权机构（乡、村）作为地区间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即以比其他地区更低的土地出让（使用权）价格，竞争工业资本向本地区的流入。而政府的土地收益则体现为非工业的城市建设用地（主要是商业用地和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转让上，与低价的工业用地相比，后者的价格不仅显著偏高，而且节节攀升，各地不断有“天价”地块的惊人新闻见诸报端。
（5）持续的高速工业增长对资源形成特殊的压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压缩性”和“急速性”特征，即工业增长具有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和内在动力，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罕见的经济增长波动的“弱周期”性。同时，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为较长时间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很短时间内就接连地甚至是重叠地表现出来。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将各国经济发展描述为“资源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每一阶段有其特殊的现象特征。而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似乎这四个不同阶段的现象特征都在普遍地发生。大规模的资源开发（资源性产业的高增长、高利润）、资本投入（高储蓄、高投资和充沛的资金供应）、商业创新（尽管技术创新不尽如人意，但各种商业模式和企业经营战略的创新，则让世界为中国的商业成就惊叹）和财富增值（资本运作、资产价格上升、虚拟经济的活跃）。经济发展的这种“压缩性”、“急速性”阶段特征，使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从低成本资源推动的工业化阶段开始向资源成本普遍上升的发展阶段过渡，但同时又保留着“资源驱动”的许多特征。正是这样，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才表现得极具特殊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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