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对农民的教育投资
1.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教育
发展农业生产、牺牲农民利益都必须让农民理解支持国家的战略选择，但传统小农往往不具备国家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素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理论中，农民自私保守散漫，是“一口袋马铃薯”，没有社会化组织力，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且“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①对于小农的改造，恩格斯提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由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的生产和占用，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②，即通过示范教育逐渐实现小农的社会化；列宁则提出了小生产者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斯大林更是把小农经济划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类，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不相容的理论，实施了小农改造的激进公有化模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小农理论影响下，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难矣哉！”③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小农，使农民尽快踏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基于革命战争时期宣传发动农民的教育经验，新中国中央决策层认为必须开展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教育，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政治素质：其一是农民观念落后，小农意识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相容；其二是防止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④1955年10月，在修改彭真的发言稿时，毛泽东指出了农民的保守性只有通过说服教育加以改变；1960年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必须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论人民民主专政》）⑤。这个“教育农民”的重要命题得到了中央决策层的响应，刘少奇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农民干什么呢？教育农民干社会主义，干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①
在教育农民思想的中央决策层对农民思想教育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针对每年的冬学运动明确规定了农村政治教育内容。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开始了对农民人性的教育改造②。这场讨论足后来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教育运动的前奏，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设定了“教育着广大农民……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目标，并通过加大意识形态投资，如“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为纲”等路线教育，试图改造农民群体共享的基本信念（Belif），产生期望的农村生产关系。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教育激发了农民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热情，提高了农民集体劳动的努力强度，有效解决了短期的道德风险，但是，长期的政治动员式思想教育成本太大，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尽管中央决策层多次提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问题，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③但在农民教育过程中持续的政治斗争影响了有效的劳动投入时间，消散了农民的生产性激励，这是在制度、资源、竞争与合作以及风险承担能力多重约束下的农民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优越性’目标，人民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预设的‘社会主义道德’水准。”④“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浪漫并不能自动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2.重视农民的文化知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从提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毛泽东重视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教育，在他看来，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大众文艺与国民卫生不能离开农民（《论联合政府》），因为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设不好社会主义。他指出：“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⑤1955年12月，他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七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字作为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硬指标。”⑥要求各级政府做出农民业余教育规划，实现普及农民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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