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读懂红色年代的激情与困惑、理想与思索。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1958年8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即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由此开始,到1982年全国农村取消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乡政权为止,人民公社存在了近25个春秋。“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如何兴起、发展,又因何而停止?本书即讲述这段历史。
毛泽东对办大社有着极大的兴趣,1955年冬,他在一篇按语中写道: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农民渴望土地!
中国农民尤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土地情结!
“耕者有其田”就是广大农民投身革命洪流的一个重要动因。
盼星星,盼月亮,中国农民魂牵梦绕的心愿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现实。
从1950年冬开始,除已经完成土改的东北、华北老解放区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规模地展开了。
到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尚待解放的台湾省以外,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老解放区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粮食,广大农民扬眉吐气,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生产热情十分高涨。他们添置农具,兴修水利,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1949年到1950年,山东全省添置耕畜14万头。江西省吉安县沧湾乡农民土改后共购买牛78头、农具303件、小车20架。湖南省1950年冬动工挖建水塘98000个,修建堤坝22500座、渠沟4139公里,受益农田750万亩。华东地区农民普遍提早春耕,比往年多耕一遍,施肥量一般增加2~3成。
农民生产热情的高涨,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空前解放。据统计局统计:全国农业总产值,1951年比1949年增加28.8%;1952年比1949年增加48.5%,比建国前历史最高年产值增加18.5%。全国粮食总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产463亿公斤,增长42.8%;棉花总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产859000吨,增长182%。三年中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14.1%。
农村土改也使农民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著名作家赵树理在谈到他的故乡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的变化时说:
土改后我的故乡,再不是我从前非常熟悉的那个穷相了:人也变年轻了,黑房子也亮了,打下粮食不用先卖了,该卖的卖不出去也不着急了,卖出了东西也懂得应该把钱用到什么地方了。
但是,土地改革只是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而不是一场经济革命。只是将土地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变为农民所有制,而没有改变农业的生产模式。而且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产生了大量分散的小农户,其经营规模更小,这样更加强化了农业生产发展的传统障碍。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无力采用农业机器和新的耕作技术,难以扩大再生产,也难以抵抗天灾人祸。也就是说,这种小农经济是十分脆弱、很不稳固的。
事实正是如此。
土地兼并的现象发生了。据湖南省溆浦县1953年10月对104个乡的调查,有302户出卖土地、房屋和山林,占农户总数的0.85%。出卖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中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36户,铺张浪费的22户,远地换近地的6户,坏地换好地的40户,进城从事其他职业的4户,修建新房的8户,添置耕牛农具的100户,生活有些困难的87户。
土地租赁的情况出现了。据松江省呼兰县兴隆沟村调查,全村共15户出租土地,主要原因是劳力不足无力经营。北京郊区双槐树村有10户出租土地,其中有军属,也有孤寡老弱。
雇工经营也有了。据中南土改委员会1952年9月对86个乡的调查,在426户雇主中,贫雇农及手工业工人占总户数的26%,占总雇工数的20%;中农占总户数的41%,占雇工数的42%;富农占总户数的18%,占雇工数的21%。
民间借贷也有了。据中南土改委员会1952年9月对河南的抽样调查,在133户借入户中,贫农占借入户总数的73.7%,占借入额的74.5%;中农占借入户数的24.8%,占借入额的24.3%;富农占借入户数的1.5%,占借入额的1.2%。
一些地方出现了新的剥削,出现了高利贷者和商业投机者,也出现了因出卖土地而破产者。尽管当时这种情况并不十分严重,但其发展方向与共产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善于见微知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立即采取措施,将亿万农民带上社会主义的航船。
一、毛泽东对办大社有着极大的兴趣,中央发出关于农业合作的决定
二、刘少奇回忆:公社是在火车上“吹”出来的;毛泽东在视察中说:还是人民公社好
三、毛泽东概括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陈伯达称之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四、“吃饭不要钱”,从中央领导早普通百姓均认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五、中央有部署,地方在创造,空前高涨的公社化运动告诉人们“共产主义不再遥远”
六、保持公社的纯洁性,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七、在农村人们公社的重重包围中,城市人民社也悄悄兴起,却又很快消亡
八、解散公共食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制度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