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住房与政府角色
自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国家(“无干涉主义”或“最低限度干涉”)到“服务型政府”或“福利国家”的彻底转变。自由主义国家模式的前提是个体能够理性追逐其基本利益，或者称为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与财富。
福利国家是不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保守派政治经济知识精英等。工会联合所有这些政治社会力量要求改革，内容涉及强制保险、劳动保障、最低工资、医疗与教育福利、政府住房补贴等方面。①同时还有一系列制度变迁也影响着这个进程，主要体现在大众民主的兴起上：从民众获得投票权发展到普选权。“二战”后福利国家实现了民主巩固。②
马歇尔计划带来现代化进程，同时需要新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管理模式。大多数国家认为战前基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放松经济管制的组织模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此后，政府开始通过提供更多服务与福利实施干预主义，并且动用了一系列机制和资源加强对经济安全和稳定的控制。这种国家干预模式，有利于国家克服以往时期的紧张局面。霍布斯邦将1950～1970年西欧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期称为“黄金时期”。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实现“阶级妥协”或“社会契约”，政府、大资本家与工会之间共同协商，制定社会和经济政策，以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福利国家。
反观拉美各国，政府并不注重规范市场，大部分民众无法参与市场活动，导致福利不得不依靠家庭和社会救助体系。由是观之，拉美各国的福利制度都存在一种非正规因素。
我们回顾一下梅萨·拉戈(Mesa Lago)、的分析，①他认为拉美社会服务体系的扩大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紧密相连。他将拉美的社会福利制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分层化的普享型”(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这或许是最为保守的模式。②这些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发展起步较早，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大多数人口。其特征为高度非商业化，对社会保障及其准人条件有明确的阶层划分。第二种是“二元保障体系”(巴西和墨西哥)，它比第一种制度更加强调分层化，社会保障的地域差别明显。这导致广泛的阶层缺乏保护，而低水平的民主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二元体系。第三种是“排斥型保障体系”(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是一种只为精英阶层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仅有约20％的人口享受社保)，教育也具有二元性，这是因为精英阶层掌握国家机器，赚取国家大部分经济收入，阻止集体资产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初，智利至少有28处机构负责住房、城市化进程及配套设施建设，这些机构分别隶属于8个不同部委。为解决这一问题，智利成立了住房与城市化部，由住房协会、住房服务协会及国有企业——城市发展协会合并而成，其主要职能之一便是制订城市修复与发展计划，美化和翻新旧城区。
智利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了长期的努力，第一项工作就是设立工人住旁委员会，其任务是推动卫生、廉价的住宅建设，用以租赁或销售。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确定面向无房群体的新房标准，推动创办建筑企业。工人住房委员会在改善住房卫生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它的职能是整治达不到最低卫生要求的住宅，或拆除不宜居住的房屋。③由于1838号法令的免税年可，1906～1925年，私人建造住房3243套，共计8734间，修葺房屋61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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