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经营制度是对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创新、充实、完善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诞生起，一直被社会各界寄托着改变农业弱质性、农民弱权性和农村弱位性的重任。30多年来，得益于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国各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迅速。如今，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和生命力的市场主体，极大地推动着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增富进程。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主要有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经济等中介组织带动型、专业市场带动型、经纪人带动型和大户带动型等多种类型。现实中，已经出现公司领办合作社、合作社创办公司等多种新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在适宜的制度环境下，“公司十农户”可以实现向更有效率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制度变迁。尽管如此，在现有的制度情境下，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公司十农户”经营组织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导模式，订单合同成为公司与农户间主要的利益联结方式。

　　企业绩效的数据主要查找2010年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资本的数据主要通过手工收集而成，主要是查找2009年上市公司年报获取高管资料而得。控制变量的数据也是从2009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取。
　　2.变量设计
　　（1）因变量。参照孙俊华和陈传明（2010）的方法，本书直接从上市公司年报中选取了财务绩效指标的息税前利润（利润总额与财务费用之和）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其中，息税前利润取自然对数进入数据分析。在衡量农业企业社会绩效时，农业企业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借鉴林万龙和张莉琴（2004）的农业企业绩效指标，以主营业务收入来近似测量企业社会绩效。考虑到社会资本影响的滞后性，选取2010年的数据，以自然对数形式进入数据分析。
　　（2）自变量。企业社会资本依托于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可以由企业中的高管群体与外界主体的交往与合作来编织，也可以由企业经济组织之间的互动来构建。因此，企业社会资本既可以用企业高管们的社会资本来替代，也可以用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社会资本来替代（表3-8）。
　　①企业商业社会资本的测量。企业商业社会资本的衡量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商业网络规模，表示商业社会资本的广泛性另一是商业网络强度.代表企业与商业伙伴间的强弱关系。对于前者，本书参考孙俊华和陈传明（2009）对横向关系网络的测量，以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有在其他企业任职经历的高管数目来量度。对于后者，借鉴陈爽英（2010）提出的用行业协会关系来测量社会资本，通过对变量赋值，以企业高管曾任或现任行业协会领导职务反映企业的网络强度。因为行业协会领导人职务向同行传递了企业优异的经营绩效、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广泛的知名度等信息。取企业中高管职务的最大值代表企业的网络强度，以高管是否担任省级行业协会会长以上职务进行赋值。曾经或现在仍在国际级或国家级行业协会担任职务、以及省级行业协会担任会长一职赋值为1，否则为O。
　　②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测量。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从政治网络规模与政治网络强度两方面测量。对于政治网络规模的测量，本书以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曾经或现在仍在政府部门及政府相关部门任职，或者有军队服役经历的高管总数来反映。测量政治网络强度，以高管们最高级别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来反映企业拥有的政治关联的强度。上市农业企业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级别一般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借鉴Niessen和Ruenzi（2009）以“是或否具有政治身份”进行赋值。本文以是否具有国家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政治身份进行赋值。具有国家级政治身份赋值为1，国家级以下政治身份赋值为0。③企业技术社会资本的测量。在测量技术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时，为了避免与商业社会资本相混淆，本书并不考虑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借鉴吕淑丽（2008）以企业与科研院所、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的关联数量测量企业社会资本类似，本书以与企业合作过的高校、科研院所的数量来测量企业技术网络规模。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程度可以反映技术社会资本的技术网络强度（吴晓波、韦影和杜健，2004），而合作程度由合作项目的数量及合作金额体现。由于数据获得的有限性，本书在测量技术网络强度时，以政府补助中主营业务的技术创新项目补助金额来间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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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Abstract
1 引论
1.1 问题的提出
1.1.1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扶持政策日益完善
1.1.2 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
1.1.3 农业企业带动型组织成为产业化主体
1.1.4 “公司+农户”联盟的履约绩效亟待改善
1.1.5 治理机制对“公司+农户”联盟至关重要
1.2 研究文献述评
1.2.1 订单农业方式日益普遍
1.2.2 联盟组织的两种治理机制
1.2.3 “公司+农户”联盟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1.2.4 简要的评论
1.3 研究意义
1.3.1 理论意义
1.3.2 实践意义
1.4 研究设计与方法
1.4.1 研究设计
1.4.2 研究方法
1.5 主要观点与研究贡献
1.5.1 主要观点
1.5.2 研究贡献

2 “公司+农户”经营组织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
2.1 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更迭
2.2 “公司+农户”经营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2.2.1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产生的制度基础
2.2.2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主导模式：“公司+农户”
2.2.3 公司与农户利益联结的主要方式：订单合同
2.3 “公司+农户”的理论探讨：中间层组织视角
2.4 “公司+农户”的理论探讨：产业链整合视角
2.4.1 “公司+农户”模式的制度起源：产业链上的分工与合作
2.4.2 “公司+农户”模式的现实选择：行业特性与要素互补
2.4.3 “公司+农户”模式的主体博弈：强势公司与弱势农户
2.4.4 “公司+农户”模式的交易方式：情境约束与相机选择
2.4.5 准纵向一体化的“公司+农户”模式：企业主导的产业链整合
2.5 “公司+农户”面临的风险
2.5.1 自然条件、经营能力与农户的生产风险
2.5.2 规模约束、营利能力与企业的市场风险
2.5.3 契约特性、谈判能力与合同的履行风险
2.5.4 信任缺失、惩罚不力与违约风险扩散
2.6 “公司+农户”面临风险的化解思路
2.6.1 优化农业产业的发展环境
2.6.2 提升农业龙头企业的经营能力
2.6.3 完善“公司+农户”联盟的治理机制
2.6.4 改善“公司+农户”联盟的治理环境
2.7 “公司+农户”经营制度变迁展望
2.7.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公司+农户”组织形式的扩展
2.7.2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中介功能

3 社会资本对农业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3.1 社会资本对农业企业发展影响的理论研究
3.1.1 农业企业经营面临的行业困境
3.1.2 社会资本影响农业企业经营的理论分析
3.2 社会资本影响地区农业企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3.2.1 问题的提出
3.2.2 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3.2.3 研究设计
3.2.4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3.2.5 研究结论的管理意义
3.3 社会资本影响农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3.3.1 问题的提出
3.3.2 文献述评和研究假说
3.3.3 研究设计
3.3.4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3.3.5 研究结论的管理意义

4 理论研究：社会资本对“公司+农户”联盟治理的影响
4.1 社会资本对“公司+农户”联盟运作的影响
4.1.1 经济交易的社会性嵌入与“公司+农户”联盟的多样性
4.1.2 中国社会格局的差序性与“公司+农户”联盟的层次性
4.1.3 社会资本支撑的“公司+农户”联盟及其关系治理机制
4.2 “公司+农户”联盟的治理机制选择
4.2.1 经济组织的合约治理机制
4.2.2 经济组织的关系治理机制
4.2.3 农业企业与合作农户交易的治理机制
4.2.4 农业企业与合作农户的关系治理方式
4.3 社会资本、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
4.3.1 社会资本、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的测度
4.3.2 社会资本、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的相互关系
……
5 实证研究：“公司+农户”的社会资本、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
6 案例研究：“公司+农户”的社会资本与关系治理机制运用
7 结论与讨论
附录A 社会资本、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问卷（企业部分）
附录B 农户对交易情境、治理机制和合作绩效的
感知问卷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