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内经济转型都呼唤着人民币国际化<br>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和以往是一样的，也是特里芬难题。而特里芬难题所说明的正是关于储备货币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只不过这次储备货币的需求方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而且他们对储备货币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发达经济体所能提供的数量。那么怎样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失衡矛盾，从而使国际货币体系趋向稳定呢？中国将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国本身就是全球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储备货币的最重要需求方。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储备货币供给，而且也将势必减少中国自身的储备货币需求。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对中国自身有利，而且也将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具体可以将储备货币的供求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br> 近二十年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储备货币的需求迅速上升。如果区分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来看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可以发现：前者从1990年开始一直稳定在4%左右，而后者的则从1990年的4%上升到20%，总量上则上升了整整60倍。<br> 新兴经济体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为何增长如此之巨，而且这种需求显然是传统的进口需求等因素解释不了的。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克服汇率的“浮动恐惧”，因此导致事实上的准固定汇率制度较为普遍。在此背景下，有升值预期的国家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干预外汇市场，产生了对储备货币的大量需求；而有贬值预期的国家，为了做好准备与投机资本进行较量也产生了对储备货币的大规模需求。第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脆弱，因此仍无法避免资本外逃的风险。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风险更是令人刻骨铭心，为此他们也对储备货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第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迅速，相应地对储备货币也产生了很大的需求。<br> 一边是迅速放大的需求，另一边就是供给了。但是，作为储备货币的供给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特里芬困境。在这个困境中，如果发达国家不能满足新兴市场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则国际货币体系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为了满足新兴市场迅速膨胀的储备货币需求，发达国家的币值稳定将面临严峻的问题。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持有的外汇资产，已经出现了偿付力下降以及价值大幅波动等问题。<br>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以下几种办法：（1）选择全球性的资本管制，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各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储备货币了。但这样做的成本太高，甚至是一种倒退。（2）扩大储备货币的供给，满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3）建立一个更好的“资产池”，帮助新兴市场经济体避免国际收支的风险。但是，作为多边行为的“资产池”方案，总会遇到各种麻烦。比如IMF的救援机制，就在规模上、政治上有各种条件限制，而且IMF自己同时就是救援的提供者和条件制订者。（4）由于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受阻，受援国很难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援。其他区域性的多边框架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因此，中国虽然可能通过多边框架来提供储备货币的供给。但作为第（4）种方案，中国的单边行为效果将是最为直接、有效的。<br> 中国正在从以往出口导向、积累外储的模式开始转变，而且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有助于上述转变。从中国自身来看，这些措施将减少对美元资产的风险暴露；从世界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储备货币供求关系处于一种危险的不对称状态，而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可能化解这种危险的不对称性。而且中国有条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其在经济规模和前景、财政状况、净债权国地位、币值稳定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不过，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一些障碍，比如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法律体制的健全等。不过，中国已经在这些方面开始作出努力，人民币国际化将有望逐步取得进展。中国的角色，将由储备货币的需求方转变为供给方，这本身就将使储备货币的供求关系趋向更为安全的平衡状态，而这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件好事。<br> （二）国际流动性泛滥和国内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仍然存在问题<br> 从外部环境来看，欧债危机尚未结束，全球金融市场依然动荡不安，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未来几年内将持续低迷，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集体实施的零利率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范围内流动性泛滥，包括原油与大宗商品在内的资产价格大幅振荡。正如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发布的《中国2030》报告所指出的：未来五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最为危险的时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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