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的研究有很多，总体上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特点及其与市民差异的研究。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水平低，消费倾向低，消费结构处于初级水平。李善同主持的课题组（2007）发现，外出务工者为了多积攒钱，消费倾向低，多数选择了节衣缩食、仅能维持温饱的生活消费方式，2004年外出务工者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86元，占月均收入的36.5％。严翅君（2007）测算了江苏八城市农民工的消费倾向为0.65，既低于城市居民0.69，也低于农村居民0.73的消费倾向。王蔚（2012）发现，四川成都市温江区946名流动人口的住房、食品、服装、交通和通信五项基本消费合计占月收入的2／3，娱乐支出、教育培训支出、人际交往支出非常有限。随着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工资的较快增长，农民工消费结构正从简单转向复杂，新生代农民工的食品消费比例明显低于第一代农民工（邢海燕、于伟、陈三妹，2012）；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衣食为主的消费开始扩大，包括手机消费、奢侈品消费、文化娱乐消费，甚至是购车、购房消费（沈蕾、田敬杰，2012）。相关研究还将农业转移人口与农村农民、城市中的下岗人员及其他类型居民的消费情况进行对比（刘程等，2004；徐志曼，2004；严慧，2005），发现农民工的食物、服装、子女教育以及人情开支消费需求弹性比市民大；教育与娱乐消费份额偏低；医疗消费与住房消费特点与市民相似，消费倾向小，但住房支出的价格弹性大（粟娟、孔祥利，2012）。
二是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收入、个人因素、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城乡差别等方面进行分析。刘伟（2011）发现东莞农民工的收入、婚姻状况和家庭负担状况显著影响其消费。随着收人的增加，农民工消费会增加，同时，汇款越多，农民工消费就会越少，系数表现为负值，而婚否也与农民工消费呈反向相关。另外，企业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是促进农民工消费最有力的保障。潘洪涛、陆林（2008）从收入、家庭结构、个人特点三方面考察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因素；于丽敏、王国顺（2009）认为，农民工工资支付缺乏保障机制是制约农民工消费的重要因素；幸丽萍（2010）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民工消费的重要制度背景，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医疗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投人制度等。
三是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对扩大内需的作用。韩俊主持的课题组（2011）通过对全国20多个城镇623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对重庆等6个城市的实地考察发现，至少有58.8％的农民工打算在城镇定居，其中，40.2％的农民工打算在务工所在城镇定居，只有15.6％的人明确表示愿意回农村定居。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已有一定的基础：一是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推算，2009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已达到45.8％，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的20.4％。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韩俊、何宇鹏、金三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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