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书系：互联网金融理论、实践与监管》：
支付风险首先表现为交易对手风险。交易对手风险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风险，即支付对手有意欺诈，或因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支付困难或面临破产，使购买商品的货款无法及时偿付。在原始社会的易货贸易中，或以天然材质形成的支付媒介交易中，如果不存在交易的时滞，交易对手的风险就较小。后期随着赊销等复杂商品交易形式的出现，交易对手的风险逐渐增大。
在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贵金属或纸币支付体系中，金融支付的风险还表现为发行货币方的政策失控，通货膨胀高企，作为社会支付媒介的货币大幅贬值。这种事例不仅在中国的宋朝出现过，在纸币出现前后的世界货币史中也比比皆是。在货币的发展史中，铸币税就是交易对手风险的集中体现。金属货币时代早期，货币以等值的黄金或白银铸造，其本身的价值与它所代表的价值是相等的，铸币者得不到额外的差价收入。到了金属货币时代的中后期，货币铸造权已归属各国统治者。统治者逐渐发现，货币本身的实际价值即使低于它的面值，也同样可以按照面值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于是，统治者为谋取造币的短期利润，开始降低货币的贵金属含量和成色，超值发行，即所谓的“硬币削边”。这时货币面值大于其实际价值，其差价就是铸币税。公元前4世纪，希腊叙拉古的暴君狄奥尼西奥斯就曾把每一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单位）的硬币回笼，再标记为两德拉克马，并用新硬币偿还所欠债务。欧洲的君主在后期也利用此方法逃废债务。英国在1551年使其货币的银含量降低了50％，瑞典在1572年使其货币的银含量降低了41％。为了战争融资，18世纪末俄国卢布减值57％。纸币出现后，通货膨胀的幅度和范围更加扩大。中国国民党政府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500％（1947年）；而在非洲，安哥拉1996年的通胀率超过4000％；到2007年止，津巴布韦的通胀率已升至66000％。正如Reinhart和Rogoff在《这次是不同的》（ThisTimeIsDifferent）中所说，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换说明，技术进步有时会使金融危机更加恶化，就像历史上技术进步持续提升战争的杀伤力一样。
在支付结算的过程中，操作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仅次于交易对手风险。在古代，金融支付的操作风险表现为交易中出现假币和伪币，以及在货币运输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安全风险。在中国历史上，有了纸币，就有大量伪钞出现。南宋时一次查获伪钱引30万，盗印团伙达50人。面对如此猖獗的伪造钞票犯罪活动，历代采取了一些防伪的办法，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控制印钞原料，选择一般人难以仿造的洁白、光厚、耐久的纸张来印钞。这类纸张禁止民间买卖，以防作伪。二是纸币上增加文字及印记。古代纸币上的字均由善书者手书，然后刻印，且文字较多，有的书刻《孝经》，有的书刻《先正格言》，有的书刻刑律。文字一多，则难以模仿；模仿不像，则容易辨别。为了减少长途运输的安全风险，清朝早期逐渐出现了镖局行业。镖局又称镖行，是受人钱财，凭借武功，专门为长途货运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机构。镖局不但承接保送一般的私家财物，也承接保送地方官上缴的饷银。由于镖局同各地都有联系或设有分号，清朝一些汇款业务也由镖局承担。镖局的买卖叫做“出镖”或“走镖”。按脚程远近、货物价值取不同的“镖利”，商定后签订镖单，在镖单上注明起运地点、商号、货物名称、数量、镖利多寡等，双方各盖图书（印章，其章非状）。护送到指定地点、商号后，取得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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