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截至目前有关金融和城市空间等级体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极少数文献大多都只从经验上描述这一现象，并未能对其内在机理、规律特征等更深层次问题做更进一步探讨。即便如此，这些文献还是从全球、国家及区域层面等三个不同角度证实了金融等级体系和城市等级体系之间存在某种必然且紧密的联系。
二、城市群和金融中心体系的研究
把城市群和金融中心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也可认为是金融和城市空间等级的研究的一个子专题。金融产业通过供给、需求及知识和信息流动，在不同层级和规模的金融中心之间架起广泛而密切交流的桥梁，这个过程同时也增强了不同等级城市之间联系，因此，金融中心天然是城市体系的重要脊梁（Parrand Budd，2000；Taylor2004）。事实上，在实践中城市体系和金融中心之间表现为一种双向影响、相互强化的关系。如在德国，由于历史和行政体制原因，城市体系中的城市较为分散且功能相对专业化，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金融业的空间组织上，而且还被各个具有重要金融功能的区域金融中心所强化（Klagge，1995；Klagge，2010）。一些研究还开始从某些具体金融产品的特征人手，分析其对城市体系产生的影响。卡拉吉和彼得（Klagge and Peter，2011）就通过私募股权投资产业链，分析不同城市和金融中心之间联系的渠道。然而，虽然国外研究已经注意到金融中心体系和城市体系之间存在关联性，但至今仍然鲜有文献专门分析城市群中的金融中心问题。与此相反，国内少数学者则对这一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我国，最早将城市群与金融中心联系起来的学者大概是杨咸月和何充辉，2005年，他们合作发表了《城市群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整合》一文，指出城市群发展战略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该依托上海为中心，铸造全球第六大城市群，进而以城市群为依托，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虽然看到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一般都是国际金融中心，但却坚定指出中国只能建设一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今看来，这一观点难免有较为浓厚的地域偏见。此后，汪增群、张玉芳（2007）以纽约和伦敦为例分析了金融机构的分散化现状，认为金融机构为减少风险、降低成本、规避竞争、拓展市场等，逐步将高度集中的金融业务分散置于大城市群中的不同城市。欧永生（2008）指出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城市群或是都市圈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金融体系、金融中心。与此相似，王洪波、罗芳（2009）也认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大城市群的协同性表现十分明显，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各自拥有大城市群，伦敦、纽约和东京又分别是这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由此提出了国际金融中心与大城市群协同共进的观点。冯邦彦和覃剑（2011）、冯邦彦（2012）观察到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区域内城市间的金融分工趋势越来越明显，金融中心城市与周边二线城市的金融合作进一步增强。基于欧洲金融中心布局结构的现实考察，王文越、杨婷、张祥（2011）认为我国完全可以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建立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点状金融中心分布，并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建成带状的金融中心分布格局，这些金融中心按实力和辐射范围梯次分布，构成我国的金融层级体系。然而，总体而言，无论是金融中心的排序与层级分布，还是金融中心变迁与形成的原因，当前绝大部分研究关注的仍是单个城市，但是金融中心从来都不是孤立而存在。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也是世界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这种金融中心与城市群中心相耦合的现象并非偶然，因此有必要将金融中心的研究与城市群相关研究结合起来，分析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如何作为金融腹地，又是如何与核心城市相互作用相互支撑，促使其成为城市群顶级金融中心（尤哲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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