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英的生成与流动口聚居区的形成
第一节 链式迁移就业与关系性城市适应策略对于传统农民而言，他们身处农村的熟人社会中，常常把城市视为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社会形态，既对城市充斥的新鲜事物而感到惊喜，也对多元异质化的城市社会而感到不安，但是，“他们很少认识到，正是这种不知其名才有可能具有某种相对于他人的独立和选择自由”①。也就是说，身处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不同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较弱，相对而言，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较为充分的理性选择，而且，城市个体之间的异质性程度很高，彼此之间往往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资源。对个体而言，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往往意味着一个更大的发展机遇和选择空间，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城市里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验盲点，往往意味着更大强度的社会风险。
对于第一批来到上海的江溜村人来说，由于没有前人和前例可循，他们只能以个体化（lndividual）的方式适应城市，这往往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落实工作岗位和临时住所，以尽快地完成落脚城市的第一步。站在城市的门槛，这批迁移就业的农民先遣者（thepioneers）首先要经历的是个体心态的剧烈变化：进城后，虽然他们成功地摆脱了熟人社会的束缚，拥有了更为自由的选择空间，但面对陌生的城市，他们原有的农村社区生活经验暂时地失效了，老乡群体的同质性网络也无法提供各种所需信息，难以及时捕捉到重要的城市发展信息和机遇。也就是说，面对复杂陌生的城市社会，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做好准备。基于此，以原有的生活经验为参照，他们只能采取同化适应策略，积极向本地居民的标准看齐，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努力与本地居民搞好个人关系，通过这种个体化城市适应策略在城市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经由本地居民获取相关的重要信息和发展机遇。如前所述，通过个体层面的努力，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就业、居住等落脚城市的基本步骤，部分人还顺利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夫妻团聚。当然，这一城市适应形态成功的背后，其实与当时大规模城市建设、劳动力短缺等宏观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具体到凌村社区，2000年之前，本地居民牢牢地占据社区秩序结构的优势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农民工群体只能依附本地居民，采取同化色彩较浓的个体化城市适应策略，构成了这一阶段的社区秩序格局。就总体而言，凌村社区的整体秩序较为平稳，人际关系较为融洽，土客关系也较为和谐。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各级执法部门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本地户籍人口，相应的行政执法力量不足，对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的日常管理比较宽松。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时期无疑是进城务工的“黄金期”，各种发展机会特别多，行政干预也比较少，只要自己好好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乱折腾钱，就肯定能在城里挣到钱。以一对夫妻为例，丈夫开摩的，每天工作12个小时，平均收入150～250元／日，妻子摆摊，每天工作10个小时，平均收入100～150元／日，两者相加，夫妻俩每天毛收入可达三四百元。而在当时，夫妻两人每天伙食费仅需15元，每月房租仅200元左右，也就是说，夫妻两人一起工作，几乎一两天时间就可以把房租钱挣到，一年下来，如果全年无休的话，每户家庭平均可获得四五万元纯收入，即便扣除每年收麦子和春节返乡的时间，每户家庭仍可大致保有二三万元纯收入。而且，这种“摩的十摊贩”的非正规生产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个人时间安排的灵活性，每年7月上旬，他们可以放下手中生意，回家收麦子1个月，然后再种一季黄豆，不会耽误家里的土地收成，在农忙结束后，可以返城继续从事个体生意。一旦家里有什么重要的红白事，他们也可以自行安排时间返乡，顺利地完成家乡社区的人情往来，维持既有的社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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