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FDI进入本地产业集群也存在“技术获取”的动机，也就是跨国公司有获取东道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机，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FDI有相当部分是属于技术获取型FDI，例如，Almeida（1996）研究了在硅谷的外国投资，发现硅谷作为一个知识密集地区，有相当部分的投资就属于“知识获取”型，换句话，FDI的目的是利用当地技术，以及接近当地知识网络。Cantwell和Iamnoino（2000）分析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问题，他们发现FDI进入是和本地产业以及技术获取的机会关联，跨国公司将东道国具有的知识能力作为决定区位的一个因素。因此，产业集聚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助于集群内部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溢出，也同时存在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溢出，而对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可能前一种更加突出。
一、集群内企业来自市场的收益
集群内企业收益会随着资源获取能力而上升，因为企业间不断进行市场交易，集群内部企业密集度高，有利于减少搜寻信息成本、交通费用之类的交易成本。企业还存在因为和上游专业供应商、下游消费者共同在一起而带来的收益，降低被特定原材料和中间品供应商、配送商挟持的可能性，便于扩大更适合的资源和能力的选择范围。此外，和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共存，可以更加便捷地了解对手相关市场、产品的最新信息，更迅速发现需求面的变化。集群内企业来自市场的收益在实证方面有很大困难，因为不好判断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否会转换为企业利润增加。实际有可能出现，那些和市场交易成本有关的收益最终被其他参与者，如供应商、消费者、替代品生产商，或互补品生产商得到，因此，这部分收益的精确计量存在困难。
当然，集聚经济也会存在负面作用，当企业在特定地区高度集中时，虽然从整体来说会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但同时也会带来拥挤、污染、通行成本上升等问题，将会削弱由集聚经济带来的正向作用。Beeson（1987）对集聚经济和要素生产率之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这说明可能在集群内部各种作用力存在相互抵消的影响，所以集聚经济一方面会提高要素生产率，同样随着集聚密度的过度增长，负效应将会降低要素生产率。国内很多学者对于产业集聚和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实证分析，现有的研究大多都支持集聚经济会提高生产率。例如，范剑勇（2006）实证发现，在中国如果非农就业密度平均提高一倍，则会引起城市平均劳动生产率出现8.8%左右的上升。刘修岩（2009）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发现，如果就业密度每提高10%，则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会大约提高11.7%。张丽华、林善浪、汪达钦（2011）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一反要素需求函数分析框架发现，无论是全国水平还是地区层面，集聚经济对于中国技术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在地区层面，集聚经济会降低创新劳动的边际成本，并增加社会对创新劳动的需求。
二、集群内企业来自知识溢出的收益
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过程非常重要，外资企业通常具有相对于国内企业更加先进的技术基础、市场营销网络、开发国际市场经验，因此，集群中的外资企业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接触技术前沿，整合现有知识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新知识产生，并且提高企业的吸收创新知识能力。技术溢出主要是发生在邻近企业之间，或者是在这些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如果是有意识交流则属于知识共享或转移，无意识则称为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是专业化的结果，如早期Marshall（1920）、Arrow（1962）、Romer（1986，1990），文献一般称之为MAR外部性，他们指出某企业的知识积累会有助于技术接近的、相似的企业的发展，这些集聚在一起的企业能够从产业内部知识交流中获得最大收益。那么集群究竟如何影响知识溢出，具体有哪些特征？根据现有文献归纳，集群收益除了交易成本下降，主要是来自企业的溢出效应。溢出收益可以分为不同方面：一是来自同一区位的竞争企业产生的知识溢出；二是来自公共机构的溢出；三是来自供应商和消费者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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