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后期漳州月港的开禁
隆庆元年（1567年），在嘉靖倭患基本平定的前提下，经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请，明朝廷同意在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海贸易。此次开禁之所以称为“部分”，是因为对日本的贸易仍属严禁之列，且只准中国商船到海外贸易，而不准海外商船来华贸易。
明朝廷之所以选择在月港开禁，大抵与闽南人以海为生，非市舶无以助衣食的文化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倘若禁之过严，断了闽南人出海谋生之路，势必造成动乱，危及他们的统治。漳州名士张燮在《东西洋考》一书中就强调过这一点：“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梱载归来；贫者为傭，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远夷，向导以人，漳之民始岁岁苦兵革矣。”司戴冲霄也指出：“漳泉强梁，狡猾之徒，货赀通番，愈遏愈炽，不可胜防，不可胜杀。为倭向导者，官府系其家属，不敢生还，岁岁人寇，是外寇之来皆由内寇纠引之也。福建之乱何时已乎，福乱不已，浙直之患何时而靖乎。”
为了遏制这些乱源，福建巡抚谭纶提议“宽海禁”。他上疏称：“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宜稍宽其法。”兵部职方郎中唐顺之也提出：“倭患始于福建，福建者乱之根也。谅哉言乎，如愚见莫若因势而利导之。督抚海道衙门，令漳泉巨室有船只者，官为编号，富者与之保结，许其出洋。”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明朝廷接受朝内外官员的提议，采取让步的做法，在月港宣布开放海禁。只是禁压冬，禁越境，禁盗贩，以达到“有禁然不绝其贸易之路者，要以弭其穷蹙易乱之心”的目的。开禁后的月港，走私活动的确受到抑制，社会秩序也趋于稳定，如明人邓钟所说：“福建阻山负海，商旅病于跋涉，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例开，豪猾之徒咸趋利而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
然而，月港并非一个深水良港，无直接的出海口，凡商船出海，需数条小船牵引才能航行，一潮至圭屿，一潮半至厦门。它之所以在明代后期能成为著名的海外贸易港，靠的不是港口自身的优势，而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首先，月港由于“僻处海隅，俗如化外”，统治者对其鞭长莫及，故国内外的走私船只多数汇集在这里进行交易，特别是从事走私贸易的闽人，一般都从这里出洋。因此，明朝廷在决定开海禁时，考虑到需要沿袭闽人到海外经商皆由此出洋的习惯，以免再受其扰，可保持“境内永清”。恰如福建巡抚徐学聚所言：“海澄弹丸，而能设关以税者，以商航必发轫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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