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半岛西接山东内陆，北望辽东半岛，南通江浙沿海，可通过海路与南北地区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据考古发掘得知，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胶东半岛的先民已经与辽东半岛和江浙沿海一带进行文化交流了。在《胶县三里河》一书中，考古学家以胶东长岛县海底发现的一件绳纹陶釜为例，提出了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胶东半岛与浙江宁波沿海一带，可能已经有了海上往来的观点。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往，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胶东的紫荆山下层文化与辽东的郭家村下层文化早期都出现了鲁西南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辽东的这种因素，无疑是通过胶东的间接媒介而出现的。”
庙岛群岛是连接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海上陆桥，长岛县北庄遗址就坐落在庙岛群岛的大黑山岛上。北庄遗址出土的遗物多为陶器，其中北庄一期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褐陶为主，陶器造型以三足器和平底器为主；北庄二期的陶器则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褐陶为主，陶器造型与一期基本相同。北庄遗址出土的鸟形鬻数量较多，其中一件泥质红褐陶仿生鸟形鬻，鸟首上有喙和双目，器身上部附耳象征鸟翅，流口在鸟尾处，鸟形鬻的下部有三足，造型栩栩如生。辽宁省博物馆等的研究人员在《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一文中说：“小珠山中层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某些器形，如三足觚形器、圆锥足的盆形鼎、突足鬻、岙、红陶弦纹盂等。小珠山上层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有蛋壳黑陶、扁凿足鼎、环足器、镂孔豆、弦纹黑陶罐，以及四平山、郭家村和老铁山积石墓中出土的袋足鬻、带把三足杯等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器物。这说明旅大地区的原始文化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一定影响。”《陶鬻：见证史前胶辽半岛文化交流》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大连地区出土（水）的陶鬻就是史前时期胶辽半岛文化交流的物证。该陶鬻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磨光红陶，流部与口部平齐，腹如罐，鬻与口部相接……在我国，最早的陶鬻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前，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前消失。这件陶鬻是迄今辽东半岛最早的一件。”筒形陶罐是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典型器，而在北庄遗址中出土的筒形陶罐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与辽东半岛的基本一样，这也说明了辽东半岛史前文化对胶东半岛的影响。关于史前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佟伟华在《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中提出：“胶东对辽东的影响较大，即在辽东出现的代表胶东文化特征的器物，远远多于胶东出现的代表辽东特征的器物。”以上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中，胶东半岛史前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交流仅见于辽东半岛的南部，而不见于渤海北部其他地区。这表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先民们不是绕过渤海西岸经过陆路进行交流的，而是乘船（独木舟）越过老铁山海峡直接进行海上往来的。这说明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胶东半岛的先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跨海交流所必须具备的航海技术。
这一时期，除了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的海上联系不断发展外，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也发现了与胶东半岛极为相近的文化遗存。逄振镐认为：“从山东大汶口一龙山文化时期起，具有发达航海业的胶东半岛地区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直至日本之间的'循海岸水行'的海路就有可能开辟。这是东夷人长期海上航行实践的结果。正是这条'循海岸水行'的海路沟通了山东半岛即东夷与朝鲜、日本之间古人类的来往和文化交流。”当时胶东半岛的东夷人泛海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今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由于早期航海为“循海岸水行”（沿岸航行），距陆地仅有几公里或十几公里，况且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直到日本南部地区的沿海小岛屿众多，很容易利用，以补充远洋航行所需以及泊船候风和休整等。东夷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证据之一，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棚文化遗迹以及有空石斧等遗物。为此，有研究者认为：“在今天山东半岛的荣成、淄川、青州一带，发现有许多大石棚分布。石棚用一块大石头平放作顶，下面用三四根短而细的石柱支撑。有学者认为这是原始社会人们的祭祀之物，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人们的墓葬，并称之为'支石墓'。这种石棚遗存在朝鲜西海岸多有发现。日本也发现了绳纹时代后期（前1000年左右）的支石墓，据推测是从朝鲜传过去的。有空石斧、有空石刀这种龙山文化的石器，在朝鲜、日本及太平洋东岸也曾见到。从文物的分布情况来看，东夷人当是沿辽东半岛海岸向朝鲜半岛西岸航行，并沿着西岸向南，然后借助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再到达日本。”这一时期可能已经开辟出一条从胶东半岛出发，沿渤海海峡经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以至日本列岛的早期海上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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