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男，汉族，副教授，1976年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山大学政务学院，2011年6月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年12月开始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任教于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公共组织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官员政策承诺行为分析，公共部门信息披露制度研究。曾在《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

　　“欲治国者先治吏”，如何管理好地方官员以提升国家治理绩效，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基于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的官员问责机制实证研究：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从分析地方官员问责实践背景入手，回顾近几年中国官员治理问责的背景、进程与困局，分析官员治理机制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问题。并结合问责概念的梳理引申出官员可信承诺及其实现机制的问题，进而分析和检验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可信承诺的前因后果，以此作为研究官员治理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为此，《基于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的官员问责机制实证研究：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借鉴制度经济学可信承诺研究和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机制研究，对15个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发展趋势、地区差异、影响因素以及治理绩效等问题展开实证分析.并着重讨论地方官员可信承诺的实现机制问题。最后，《基于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的官员问责机制实证研究：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改进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制度和完善官员治理机制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的官员问责机制实证研究：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财政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在不同的视角下也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首先是地方官员可信承诺的对象和内容都是特定的，都局限于保护有利于本地经济增长的投资与营商活动。其次是地方官员可信承诺产生的保障机制均来自于中央政府。“财政联邦主义”虽然主张财政分权但却仍然把政治集权作为财政分权激励机制有效实施的隐性前提，这一点与“晋升锦标赛”模式不谋而合。而且两种不同的地方官员激励模式是否有效促进地方官员的可信承诺都取决于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承诺是否可信，而较少受到地方民众的影响和制约。在“中央——地方——公众”之间形成了多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下一层级的可信承诺取决于上一层级的可信承诺，问题最终自然就会聚集到如何使最高层级的官员即中央政府的官员作出可信承诺的层面。最后，“财政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的激励合同都具有心理契约的特征，缺乏清晰的和公开的激励标准，因而稳定性和可靠性容易受到质疑。
　　“财政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理论从地方官员行为与动机的独特视角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贡献了知识，增进了大家对于中国地方官员可信承诺实现机制的了解，但这些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财政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是否真的存在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财政分权中，“棘轮效应”的出现是对“财政联邦主义”构成的一个有力挑战，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的改革过程的确也说明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物质激励的承诺并不一定可靠。而地方经济增长是否真的可以带来其官员晋升，也受到了各方的质疑。陶然等人的研究表明，省一级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率并未对这些官员的晋升有显著的影响。②而林挺进的研究则显示年龄、学历、干部交流、工作经历等非绩效因素对官员晋升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官员并不是干得好而升得快，相反地，能够成为经济水平较高城市的市长，首先可能是政治升迁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升迁的原因。①其二，“财政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理论仅仅看到了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的显性承诺，但忽视了这些承诺背后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隐蔽承诺。经济分权往往意味着资源配置权力的下放，这样地方官员既可以主动放松规制推动经济发展从而获得更好的政绩和更多的财政剩余索取权，也增加了官员选择性使用“掠夺之手”直接进行审批寻租的机会，但不论如何其权力的“含金量”都有所增加；财政分权意味着官员通过自由处置财政资源而获利的机会增加，尤其是预算外资金；而晋升则意味着掌握更多的审批权力和财政资源但受到的约束更少。因而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的强激励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满足地方官员对权力租金最大化的追求，是用默许一定的权力租金兑现来确保地方官员经济政策承诺的实现。而且现实之中地方官员个人收益的兑现大部分并不是通过薪酬等法定途径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被默许的非正式渠道来获取的，这种承诺带有明显的隐蔽性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虽然这种激励模式短期内效果显著，但这种隐蔽的激励方式加上约束机制的乏力很容易为腐败提供温床并扩大贫富差距，其长期的制度绩效自然堪忧。因此仅仅凭借权力租金的激励，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很好地实现保障地方官员政策承诺中经济政策的落实，但这种激励方式很难推广到社会、政治等体制因素的政策承诺，因为这些承诺很难短期内通过财政收入方式来填补，各方的激励兼容更难以达成，因此无法自动运转起来。而且，这种隐蔽的物质激励增加了自上而下的约束难度，因为很难为官员设定一个隐性权力租金的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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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第二节 研究思路、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第三节 研究特色与创新

第二章 问责与地方官员治理
第一节 有关问责含义的文献述评
第二节 国内学者“官员问责”研究文献综述
第三节 官员问责的错位与回归

第三章 可信承诺及其实现机制
第一节 有关可信承诺与治理绩效的文献评述
第二节 有关可信承诺实现机制的研究述评

第四章 地方政府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度背景分析
第一节 中国地方官员政策承诺的自主性空间
第二节 GAR的渊源与运行流程

第五章 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和信息披露质量的测量及其差异性描述
第一节 政策承诺可信度和信息披露质量测量的相关文献综述
第二节 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和信息披露质量的指标分类与赋值
第三节 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和信息披露质量的差异性描述

第六章 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和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与治理绩效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第二节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第三节 回归分析结果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第二节 改进基于GAR的中国官员问责机制的政策建议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