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空间依然存在，这也是促进人口流动、缩短通勤时间的重要举措。通常，平均上班时间是衡量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发达或滞后程度的标准之一。在2010年，英国的一家咨询公司对全球主要国家的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做了一个调查，其中中国以42分钟居首位，高于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印度。就各个省份而言，北京以人均52分钟位列全国首位，广州、上海、深圳的人均上班时间也都超过45分钟，50个主要城市有1／4上班时间超过30分钟。有研究表明，城市的拥堵正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未跟上人的发展步伐所致。以北京为例，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都市，运营的地铁总长度仅372公里，人均不到2厘米，天津、重庆更是缺乏。这些离国际尚有较大差距，如纽约市公共交通占总交通量的53％，市区铁路共27条，长443公里，大部分车站通宵服务。
4．农民工的市民化带来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领域的
均等化投资需求
随着户籍制度的推进，现居城市的无户籍各行业从业者将主要带来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的均等化需求。大致测算来看，对于现有流动人口，有至少1万所小学、400个剧场和50万张医院床位需要投资建设。户籍制度放开以后，现居城市的从业者后顾之忧减少，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其子女可以接受城市里的教育，他们也可以享受城市的医疗卫生，特别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者，其文化服务需求更强。可以进行一个基本的测算：基于现有城市市辖区人口的人均拥有小学数、人均拥有剧场数以及人均医院床位数水平；假使各个省市的人口“十二五”规划计划吸纳落户的农民工数目（每年1837万人）全部达到现有的水平一共需要的投资；也假使全部的存量流动人口市民化之后带来的投资需求。以医院床位为例，现全部城市市辖区拥有2281千张医院床位，每万人拥有59张，假使全部现有流动人口都在城里就医，那么就还需要927千张新床位。
三、为新的投资需求而融资
新型城镇化需要一个新型的融资供给机制。从总量上，规模庞大的城镇人口所对应的潜在金融需求将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它意味着与之相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需求总量依然较大，需要一个跨时空的资金匹配机制来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点，中国需要实施一揽子改革政策，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更好匹配，开拓地方收入来源，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推动私营部门积极参与市场化融资，从而打造更可持续的融资方式，使直接融资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过去中国城镇化的融资体系总体上运行良好，但是现在却开始出现新的挑战。历史上，中国的财政和金融系统支撑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然而，考虑到未来10～20年，中国仍将有3亿新增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中国不仅需要消除城镇居民和现有转移人口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均等，还需要为今后新增的转移人口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未来财政体系也需要为满足全国统一的最低公共服务水平提供资金。只有通过适当改革，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体系才能为即将到来的财政支出和融资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撑。然而，改革的核心并不单单是弥补总量上的融资缺口，更是为了解决中国财政和金融体系中的缺陷，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给予有效的监管，并逐步克服土地融资所产生的负面冲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将是改革的关键环节。在一个有效的融资体系中，政府应当成为平等、有效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而非生产部门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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