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再兴，《博客天下》杂志副主编，南方周末2013年经济新闻年度致敬提名、中国新闻奖获得者。

　　杨林，《博客天下》杂志记者，关注政经领域和商业报道。

　　黄旻旻，《博客天下》杂志时政记者，往期作品《军神武元甲高龄善终》《苍井空老来是伴》《群众难忍对李毅大帝的怜爱》等。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故事，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角度来呈现，其中既有官方以中国模式为主轴的宏大叙事，也有民间借财富传奇来渲染的传奇故事，而作为首富的王健林无疑是很多财富传奇故事的主角，各种带有成功学色彩出现的商业图书中，你都可以读到王健林和万达的故事。我们挖掘了王健林身上那些关键点——个性和经历，商业洞察，对政治和经济的平衡把握能力等要素，通过企业家精神这个关键的整合器，来理解王健林的财富之路。为此我们前往四川，辽宁等地一线采访，编辑部也专门安排人手收集和梳理相关资料，通过行业对比，通过历史视角分析，最终以书的形式把我们的所见所思呈现出来。我们知道，相比于王健林和万达20多年的商业历程相比，我们努力探索记录下来的不过是皮毛。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所叙述的故事和可能引发的讨论，形成舆论力量，汇合成为改善政商生态的动力的一部分。

　　1969 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树叶浓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 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都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当时王健林还叫“王建林”，他的母亲秦嘉兰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辈的事业是建设林业（入伍后，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劳作内容是栽树挖坑，以及烧炭。
　　丛林自有其规则，但王健林从未完全屈服。某种意义上，中国最有钱的商人王健林始终未脱离丛林。在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王健林人生中丝毫不缺乏他在原始森林里遇见的那类挑战。他凭着对财富的冒险追求以及对政治边界的高明把握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下一个目标是尝试用自己强大的资本扭转以往企业对政府谈判的弱势局面。管理10万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应该始于他童年的“孩子王”和“长子”身份。没有证据证明童年王健林有什么野心，但至少能够断定的是，他对商业所知不多。4岁时，他跟随家人远离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此前，外界对中国首富的家庭背景的了解，大多围绕着一些传言。有人说王义全担任过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还有人说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干部，是副厅级。
　　王健林极少承认或否认这些传言，他这种放任的做法部分加剧了外界对他拥有显赫家世一事的错觉，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位有着红色背景的巨富。
　　可以说，王健林父亲的身份带来的神秘感一直贯穿着他商业帝国发展的全程。
　　王健林的父亲王义全并不是传说中的副厅级高官，从王健林4 岁跟随家庭来到四川省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金县到他16 岁参军离开，王义全的职务一直都是县团级单位大金县森林工业局（以下简称森工局，后改称为林业局）的副局长，副处级。他只是众多跟着红军队伍1930 年北上、1949 年胜利回归家乡的“红小兵”中的一员。
　　王义全并不是当年出走的“红小兵”中爬升官阶最高的一位，20 世纪30代，在王义全的老家苍溪，大批青年加入红军。从苍溪参军的“红色青年”中，有后来国务院秘书长、中共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
　　红军长征在四川的经历有许多颇为“传奇”的故事，比如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这些跃然纸上的战斗曾被视作红军战斗力和艰苦卓绝的明证，虽然历史的细节和真实性已经模糊得无法辨识，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红军曾在这里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并且幸运地通过了考验，活了下来。
　　王义全部分参与了这些战斗，他两次过雪山草地。1935年1月，张国焘麾下的红四军为了策应北上的中央红军，在徐向前的领导下，选择苍溪渡口渡嘉陵江——这被认为是红四军长征的出发地。在苍溪，渡江的红军组织当地百姓建立造船厂，把75艘船只人抬肩扛，翻过山头，送到40多里外的塔子山主渡口。苍溪青年也从这里起步，跟着队伍开始红色革命。
　　早在1933年，川陕省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就已经成立。有资料描述，红军在苍溪不到2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大小100余次战斗，大约两万五千人在战斗中阵亡。渡嘉陵江的红军共有8万人，其中包括红军离开苍溪的时候带走的3万多当地青年，而在当时，苍溪县总人口也只有28万。
　　王义全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农家子弟最初的想法可能只是跟着队伍有饭吃。张国焘曾有过带领队伍另立中央的举动，这一度使得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到达延安后面临不被信任的窘境。幸运的是，在战争年代，士兵总是需要被保存的有生力量，王义全这个普通的红军战士没有受到上层风向的影响，跟着队伍，走到了1949年。
　　如今的塔山湾渡口已经更名为“红军渡”，苍溪也更多地依靠“红色资源”和当地盛产的雪梨来开展旅游业吸引游客。但在20 世纪30 年代，20 出头的王义全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像许多苍溪青年一样，南下出走、过雪山草地、北上。跳出了苍溪的王义全在战争和跋涉中活了下来，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家庭的命运。
　　人们对于中国顶级商人财富获取手段的好奇和渠道的不信任，使王健林在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大亨后，他的父亲也被“神化”。但在当时的大金县副县长谢芸夫看来，这位没什么文化、字识的也不多的“老革命”之所以能得到森工局副局长的位置，还是因为组织的照顾。
　　1958 年，王义全受四川省林业厅的指示，带着妻子秦嘉兰和4岁的王健林到大金县负责组建森工局。谢芸夫对这位“个子不高、穿着有些朴素”的老红军印象深刻，从1958 年到1972 年，王义全在大金县（1960 年改名金川县）生活了14 年。
　　这个四川西北部的小县城位于阿坝州，自古以来就是藏族和羌族的聚居地。与它同属阿坝州的九寨沟因为无可比拟的风景成名已久，大金县却没有太多值得被记取的物产和自然馈赠。但这并没有影响大批汉人在20世纪50 年代后的涌入，在物资匮乏、火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码加力的年代里，这里的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被认为是一片富庶的宝藏，吸引了可能是这个地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大迁徙。
　　森工局坐落于县城中心，与县政府一街之隔。当时的大金县副县长的谢芸夫因为工作原因和王义全打过不少交道。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像被点燃的棉花，以捂不住地态势火速蔓延。同年，王义全接到指派，前往大金县筹备森工局，负责开发当地存量丰富的森林资源。
　　整地、修林场、组织工人，在森工局的局长和书记还没到位的时候，王义全承担了森工局筹建的大部分工作，也时常去马路对面找主管农业的谢芸夫商量。
　　在谢芸夫看来，这是一位做事踏实认真、能吃苦、但管理水平欠缺的干部。1958年，苏联专家到大金县森工局考察，谢芸夫形容在这次考察中，作为主管领导的王义全在面对苏联人时因为文化不高，“没有归纳性，说不出什么来”。
　　但这并没有影响王义全在工作中施展拳脚，这种建设时期知识匮乏的短板几乎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中共底层干部的通病。和王义全一起去北京开过会的李洪友认为，这个和陈毅差不多高的老干部虽然不识字，但毕竟走了不少地方，表达水平跟县上干部差不多。
　　王家进入大金8 年后的1966 年，狂热的政治风暴已经不可阻挡。各地革
　　委会纷纷成立，远离城市、被原始森林包裹的大金县也不能幸免。1968年5 月，四川革委会成立，随后不久便发出通知：各县抽代表，全省共抽调5300 多人去北京学习半年，此外，还要接受领袖毛泽东的接见——这被认为是巨大的荣耀。
　　大金县的进京指标是2 个造反派代表、1 个老干部代表、1 个红卫兵代表。
　　老干部大多已经被打倒，没有见领袖的资格，当时作为副县长的谢芸夫正处在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候。“根红苗正”的老红军王义全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了出来。同去的还有大金县东方红小学学生会主席李洪友，作为红卫兵代表，李洪友和王义全同吃同住半年多。
　　从四川开出的专列裹挟着狂热的情绪和爆满的人群驶往北京。这不是一趟轻松地旅程，座位下、行李架、厕所，到处都是人，大部分人没有座位。在忍受了吃饭困难、上厕所困难的4 天4 夜后，火车到了北京。
　　车里的人被强烈的荣誉感和即将见到领袖的兴奋感鼓舞，4天4夜里，对首都的向往和对领袖的崇拜使火车上的人群欢欣鼓舞，旅途看起来并不那么难熬。
　　在这期间，毛泽东请了3个代表团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与自己一起看焰火，其中就有王义全所在的“四川帮”。
　　李洪友清楚地记得当天的行程：代表团在中山公园坐上部队专车抵达后，见到了专门前来迎接的周恩来。之后，自己和王义全站在西一台观礼台看焰火看了近两个小时。
　　在北京的半年时间里，中央领导人、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省长都把来京的各地代表奉为座上宾。
　　毛泽东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四川帮”，五千多人坐在前六排。这一次，代表团里的人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得清清楚楚。
　　李洪友形容自己当天的心情比五一时更激动，王义全是军队老干部，他穿着明显区别于红卫兵黄布服的部队干部服，情绪高涨。五千多人高兴、
　　流泪，大会堂里的“毛主席万岁”震天动地，很多人直到散会才发现嗓子喊哑了。李洪友观察了身边的王义全，一路跟着共产党打江山的老红军显得比自己还激动，接见时间不过半个钟头，他看起来高兴得要昏倒的样子。
　　没有记录证实这是不是王义全第一次去北京，但显然他已经被这股强烈的气氛所感染。作为从长征时期一路走过来的50 多岁的老红军，见到了革命的最高领袖，可能是王义全一生里最值得称道的经历，尤其是在当时。
　　这也为王义全在“文革”时免遭迫害增加了砝码。毕竟，他是见过领袖的人。
　　王义全有一条在当地非常著名的皮带，据他自己介绍，是抗日的时候打死了一个日本兵，从敌人身上扒下来的。
　　王义全给不少大金人描述过这段经历，他说自己是从死人堆里逃过了一劫。日本兵扫荡的时候，枪弹快要打到他，他藏在日本兵的身体下面活了过来。
　　他曾在去北京期间动议要把皮带送给李洪友，但李洪友没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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