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旅游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关注和研究旅游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尽管学者们对旅游学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对于旅游学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旅游业以及旅游业的经济学领域，这一点已达成共识。另外，一些教材虽冠以“旅游学”，但鲜见真正对旅游学的学科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探索。1985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麦金托什等著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第3版的中译本，在今天看来，虽然该译本有些旅游专业词汇的中文译名不尽妥帖，但却是较早将Tourism-词译为“旅游学”的案例。麦金托什在该书的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们不应该把旅游业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商业，而应该看作是人类彼此相互了解和理解的途径。”但2003年该书第8版的中译本却将书名译为《旅游业教程——旅游业原理、方法和实践》。事实上，在西方学者中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偏重旅游业经济属性的倾向。英国学者弗朗茜丝·布朗（Frances Brown）认为，这与最初研究这种现象的专家的学科背景有关。旅游因其经济作用而最早被经济学界关注，从而形成了整个研究界的偏向，使得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更接近经济学。然而，研究旅游经济的学者对于旅游业是否就是“一个”产业也提出了疑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已故美国学者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的观点，他认为，旅游业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组合。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旅游者所有的支出产生的效应，而不仅仅是某一部门的收入效应。即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支出推动型”，而非“收入推动型”。因此，将旅游定义为产业是不正确的，是有悖于旅游的真实情况的。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既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力量。D.约安尼季斯（D.Ioannides）和K.G.戴贝奇（K.G.Debbage）主编的《旅游业的经济地理》一书则将旅游经济研究分为需求方研究和供给方研究。也正因为旅游需求方实际创造的价值与所谓的旅游产业（旅游供给方）可观察计算到的产值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现象，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与世界旅游组织（WTO）开始在现有的国家宏观经济体系框架以外，开发一个虚拟的旅游卫星账户（TSA），以便更全面、更精确地度量旅游业的经济影响。
总之，不论是旅游业外延的持续扩张，还是旅游业内涵的不断丰富；不论是旅游经济规模的日益增长，还是旅游社会功能的越显重要，这些都对传统的旅游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尤其是随着支撑旅游业基础性学科的创新发展和旅游实践的不断深入，需要我们对旅游学科的体系结构进行解构与重构，重新思考和整理旅游学的发展方向和思路。尽管在对旅游学的一般性定义中就阐明了旅游学是一门研究从事旅游活动的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旅游业以及双方的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的综合学科，但落实到具体研究题材内容和方法论时，却缺乏足够的能支撑整个旅游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理论和创新体系。我们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的时机已日趋成熟。
二、基础理论平台的提升与创新
首先，经济学是旅游学的一大基础性学科支柱，但传统的旅游经济学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移植而来，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探索应用在旅游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中却相对滞后。目前流行的大多数《旅游经济学》（包括一些新近出版的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统编教材）中应用的是古典西方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一般均衡理论，有的教材甚至将其视为先进的理论分析工具用来构建旅游经济学的学科框架，不仅使许多旅游经济学著作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而且也远远落后于经济学的发展潮流。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交易费用为零和消费者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的，而这两个基本前提已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著名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家科斯（R.H.Coase）认为，制度和现存技术决定了交易费用和转型成本，两者之和等于生产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竞争性市场的规范模型隐含了一个严格的要求，当存在着明显的交易费用时，随之而来的市场制度就被制定出来，以引导交易人获得使之具有正确模式的信息。但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造成了交易双方的“有限理性”，而这又影响到交易制度的安排。而信息的不透明（不完全）和不对称恰恰又是旅游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旅游业中主要存在着信息事先不对称问题，由此产生“逆向选择”的现象。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是无意义的。科斯的研究是从“现实的人”和“实际的人”出发的，而另一位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0.E.Williamson）则认为，所谓“现实的人”和“实际的人”就是指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分析的修正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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