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与欧洲各国社会
民主主义政党理论建设
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和国际组织的这种发展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指导和帮助密不可分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于这个时期的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和路线、理论和政策作出大量的具体指示。他们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尤其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工人因此被赋予更崇高的使命和新的责任，这就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在组织上没有具体加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更没有在这些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帮助这些党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1883年2月，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信中说：“请不要在报纸上总是称呼我为‘同志”’，“我们属于德国党的程度，未必大于属于法国、美国或俄国党的程度。我们很少受德国纲领的约束，正像我们很少受最低纲领的约束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的这种特殊地位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这种地位不容许我们属于某一国家的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己对欧洲工人阶级政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从理论方面，而且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这些党提出建议。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曾经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倍倍尔说：“因为德国党从一开始就是以我们的理论为依据发展起来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公开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领导人所发表的公开言论要符合总的理论。我们的批判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可是，如果党有一些人住在国外，他们不受当地斗争的复杂情况和琐碎事情的影响，时常根据适用于多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原则来衡量势态和言论，并向党反映所作所为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除此以外，“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纠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仅仅是理论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努力学习和贯彻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说：“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恩格斯批评说：“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恩格斯要求党的领导必须认真学习理论，“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但是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努力培养教育出一批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其中，恩格斯非常赞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他说：“倍倍尔具有杰出的理论才能，但党的实际工作只能让他在运用理论到实际活动中去这方面表现他的这种优良素质。”“假如失去倍倍尔，那是不可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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