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粤汉铁路历史研究》：
第二节 粤路“收归国有”工作的完成
1920年年底，孙中山及陈炯明武力驱逐了桂系军阀，重新开府广州；1922年6月，孙中山和陈炯明分道扬镳并刀兵相向；1923年2月，驱逐陈炯明之后的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海陆军大元帅府。此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之下逐步巩固了对广东的统治，粤路“收归国有”工作也在此背景下水到渠成地完成。
一、政府与社会对“粤路国有”策略的认可
与晚清政府和桂系军阀“粤路国有”举措所引起的社会激烈反对、政治派别的相互拆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元帅府（1925年后改组为国民政府）的收路计划得到了政府内部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粤路“收归国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根据经验与现实共同总结出来的经济整合策略
纵观孙中山一生，为了按照其设想建造和重造民国，可谓历尽了起伏跌宕。尤其是其赖以开展革命运动的各种国内外力量的背离，更使孙中山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同时也对国情有了更深入透彻的认识。重新开府广州之后，孙中山把牢牢控制政权视为引导国家和民族走向理想社会的必备条件。而若要取得国家政权，以下条件缺一不可：一是建立强有力的权力运作系统，统一指挥，令行禁止；二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以及高效的暴力镇压系统，以保持辖区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三是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确保充足的财政实力的支持，以保障必要的开支；四是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教化。
孙中山的以上认识，尤其在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方面，得到了其追随者和革命盟友的高度认同。孙中山的追随者们同样也为了建造一个理想的“中华民国”而对其不离不弃。他们很多都有着留学背景，在发展国家经济方面，有主张师法英美的，有主张师法德国的，有主张师法日本的。当时，英、美、德、日等强国在经济上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国家干预。如被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称之为“民主政治的摇篮”的美国，为了有效整合国民经济，在铁道、电气、水运等领域都采取了国有化措施。德国和日本都是被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视为“以弱求强”的典范，而它们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由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当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将全国铁路收归国家，并由国家经营银行和各种大实业，被孙中山誉为：“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①日本更是在铁路等领域采取了“国家控制，军方介入”的方式。
在孙中山最困难时刻施以援手的革命盟友苏联，其经济基础原先亦相当薄弱（“一战”前沙俄是列强中最弱者），十月革命之后国势蒸蒸日上，不但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打败了列强的武装干涉。苏联赖以制胜的法宝之一是“新经济政策”，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但在事关国家命脉的铁路、银行、水运和重工业等领域，则毫无争议地采取了国家控制、高度集中的发展模式。孙中山对苏联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高度赞扬：“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取得成功。”②
1923年1月1日，由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共同拟定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宣言》高度强调了经济集权的重要性：“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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