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著名文理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终身教授。当过知青，与中国的"三农"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文贯中于1982年夏，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1989年冬，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芝大做访问学者和攻读博士期间，文贯中专攻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中国经济学前沿》共同主编，《中国经济评论》、《中国经济季刊》、《当代中国研究》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学术方向：中国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业生产力及大饥荒，城市化的内生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

　　第一章 进退维谷的中国
　　由于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世界性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在这种时刻，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已明显无法持续。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提升内需。目前，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美国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并严重影响全球繁荣，世界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负增长。不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安然无恙，由于短期和长期原因，中国这次显然无法独善其身。从短期看，这次危机虽然源自美国，但迅速波及全球，中国的出口严重遇阻。虽说从2008年秋天起为了拉动内需、对抗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陆续注入四万亿纡困资金，2009年的信贷更高达9万多亿元，支撑了经济增长。但这毕竟是救急的短期政策，无法长此以往。
　　各国同步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了全球经济重陷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据国际货币组织（IMF）的预测，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十分脆弱，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而且一旦全球经济稳定之后，各国担心恶性通胀尾随而至，必然急谋财政性和货币性刺激措施的退出。短期内，中国的外需显然无法恢复到往昔的荣景；从长期看，中国面临的是自身和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各项挑战，才是万全之计。
　　秉着这样的思路，我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各种失衡和匡正之道。
　　一、中国社会悖论：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
　　著名学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加速，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由劳动力供应过剩到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拐点，证据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资的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在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N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通过农耕等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
　　另外，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以甘犁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在2012年发表的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值现在已经达到0.612012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发布了连续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值是相当低的，在0.3左右，不过当时是很多人为因素让这个系数值显得很低，并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系数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这两个看似相关又相悖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路径不同，但是起源却是殊途同归--过时的土地制度。
　　先说蔡昉等人提出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的问题，这种现象一旦成为长期趋势，加上人民币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也已付诸实施，综合起来无疑会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很快消失。有人也许会说，中国正好趁机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这不是很好吗？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不在少数。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前提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失。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真的已经吸收完了吗？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现实。以中国13亿人口计，如55%的人仍生活在农村，则意味着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而且他们还处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状态。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即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假设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则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耕地只会日渐减少。因而即使在农村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均耕地也会只减不增。
　　这说明，要想显著扩大农户平均经营的土地规模，需要移出农业的人口还十分庞大，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远远没有吸收完毕。
　　如果工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决定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话，则主要吸收非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萎缩。也就是说，"民工荒"引发的高工资会导致现有农民工无人雇用。农民工的返乡加上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农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难提高。政府除非经常人为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或者经常提高对农户的各种补助、津贴，否则无法提升农民收入，但这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民工荒"与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的悖论背后，却是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越来越滞后，反映为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迅速升高后又长期居高不下的残酷事实。这就和第二个问题联系上了。
　　我们回到最初蔡昉等人提出的问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罪魁祸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明明仍有7.15亿农村人口，他们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000元左右，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呢？我认为，决定民工能否留在一个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价格。但是，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少量有技术的农民工才能在城市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贵的房租或买得起房。
　　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阶层，包括外来民工，但由于土地供应完全由国家垄断，房屋市场无法对中低阶层的需求做出反应。虽然大量的楼盘空置，但这些房屋并不可能成为中低阶层特别是外来民工的栖身之地。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
　　我们再来讨论上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从三大产业的学术角度分析，原因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随农业比重的急剧下降而同步下降。
　　一般来说，在经历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必然上升。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会随之相应下降。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改善；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变化不大，但至少不会恶化；可是，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慢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日益恶化。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般能做到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了农业人口的贫困化。而中国却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快于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速度。
　　有办法使农业的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吗？答案是，作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比例的下降也表明社会在进步。然而，这对中国农村的人口来说却不一定是好事，除非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应地不断下降，否则农民的收入相对城里人就会每况愈下。
　　据联合国人居署报告（UN-HABITAT 2008），到2008年初全球首次有五成的人居住在城市。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截至2013年年底的城市化率为53.7%。但是经济学家华生在2008年指出，官方数字显然被高估了。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按照他在2008年的计算，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其实不到2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大约22个百分点。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应该在28%~45%，也就是说农民数量还是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局限，农村其实面临普遍的隐性失业，允许农民进城打工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收入，但却没有根本改变他们的处境，原因是城市化的滞后。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城市化率，就能借助集聚效应和充分就业，提高这些原来在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的收入。我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白皮书 2007》的数据，将2007年中国和世界在城市化率上的差距计作17%，以中国人口13亿计，未来应该有2.2亿人进城定居。这对房屋、能源、基础设施、内装修，以及教育、卫生、交通等都会带来巨大需求，并会极大地提高国民素质。
　　要指出的是，这2.2亿人中至少有1.5亿人已经在城里打工，所以需要进城的人数其实只有0.7亿。但是，由于预期无法在城市定居，1.5亿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只能竭力按照农村的消费习惯生活，以便省下钱来寄回老家。他们的孩子将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然后再进城接替自己的父辈回乡后留下的空缺。这种城乡之间的人口循环，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城市化和内需的发展。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滞后于三产结构变化，造成城市化滞后；而这种滞后又进一步导致中国三产内部结构的失衡。后者表现为中国的服务业无论是对GDP的贡献还是对总就业的贡献都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各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2013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左右；至于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200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为的32.4%，而2000 年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经达到45%，如果中国2007年的这一指标能提高到45%，按中国总人口13亿计，所能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就将达到1.69亿个，远远超过需安置的新增城市常住人口0.7亿。
　　总结而言，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三、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
　　上文在解释土地制度造成双重结构性扭曲时，还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根据这个特殊"国情"，中国官方在计算城市化率时已不再用城市户籍人口，而是改用城市常住人口这个概念。
　　所谓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地区连续居住时间超过六个月的人口。这种算法自然包括绝大部分的城市户籍人口，但也包括以打工和其他目的进城逗留，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人口。按这一定义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一跃至2013年的53.7%。这一算法倒是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因为在没有户籍制度、不允许政府垄断所有土地交易的经济中，如果有人来自农村而又在城市地区逗留六个月以上，一般就被认为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了。
　　在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里，包含了2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并不是城市永久居民），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14%。学术界据此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应该扣除农民工的份额，因而只有36%左右，并将官方数字戏称为"伪城市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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