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仅从中国经济总体结构进行技术性判断，如果中国经济只存在国企和私企，那么无论二者数量如何变化，在比例关系上的确会出现一方增多则另一方相对减少的态势。但是，在中国当前资本结构中，除了国有资产、私有资本外，还存在数量庞大的由外资企业所代表的国际资本。各种形式相互交杂，使我国经济矛盾错综复杂，不仅存在国有资产和私有资本的矛盾，还存在着国有资产和国际垄断资本、私有资本与国际资本等矛盾。国有资产和私有资本在数量关系上既可以此消彼长，也完全可以共同增加，或者共同减少。
其次，从国企与私企的历史关系来说，二者也从来不是你存我亡的关系。如果将改革开放后每十年划分一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是民企寄生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最初资本积累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私企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性质，在政策上还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支持，它们中的大部分主要以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的形式存在。为了克服发展初期技术、管理水平低，资金量有限的问题，私营企业大力模仿国有企业，并在产、供、销、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与国有企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获得国有企业的极大帮助。如果没有国有企业这一庞大的体制内因素，中国的私营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调整，无论在用工模式、存在领域，还是在治理机制、运行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这一时期国企与私企的关系，很多学者喜欢使用“国退民进”来形容。但“国退民进”的说法固然表现出私企已经具有了与国有企业竞争的实力，但这一时期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减少，并非私营企业的挤压造成的，而是国有经济自身调整，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的结果，不能把“国退”的原因视为“民进”。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加入WTO后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和改革深化的时期。其间，国企控制着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余领域则有各种资本竞相争夺。由于国企规模大、融资能力强、有较强的技术实力、抗风险能力高，私企运行机制更加市场化、主业明晰、成本较低、强调资本运作、船小好调头，在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时期，私企发展令人瞩目；经济处于下行运行阶段时，国企则由于自身特点以及兼具稳定经济的重任，发展相对较好。总体而论，国企和私企在这一阶段既相互竞争，同时又在与其他资本形式的竞争过程中广泛存在着合作、互助、互补的关系，它们都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共同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再次，从国企与私企的现期发展来看，二者具有诸多的共同利益。国企和私企的良性发展都需要共同的外部环境，如稳定的国民经济秩序、继续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制化的市场运行机制、创新型的教育科研支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能力、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等，这些无论对于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是基本的运行前提和保障。国企和私企任何一方对这些因素的促动都会同时带动另一方的发展，形成共同进步的格局。此外，国有资产和私有资本都是中国公民拥有的资本，是捍卫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资本形式。
由上可见，国企和私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并不是非此即彼、不能共荣的关系。“国进民退”是一个故意造出来的伪命题，它人为制造了国企与私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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