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与发展
—北京大水与“生态基础设施”
一场大雨就把北京这样的世界级城市变成了泽国。愤怒、指责都可以理解，但最重要的是反思、研究、放眼未来。众所周知，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急剧的城市化。这种疾风暴雨式的发展，在经济、社会、生态诸方面都难免会导致失衡，激发不稳定因素。北京的大水也许并不限于北京，而且是对其他城市的一个预警。如果仅仅是问责的舆论沸腾，对大水的原因却不进行深入分析，就很难避免下一个灾难。比如，灾难过后，许多网友提起青岛德国人在19世纪末建造的地下排水道，还有些网友提供了德国地下排水道的数据，甚至有人贴出如地下宫殿般的排水道照片，以为这种能开卡车的大型集中式排水设施是解决问题之道。其实，这种设施，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遭到广泛的批判，弊害甚多。北京这样的传统城市，地下结构复杂，建造这样的设施技术障碍甚多，耗资甚巨，在财政上不现实。因此，本文试图结合最近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北京的大水和未来城市的发展进行分析。
开宗明义，不妨先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传统语言解读北京大水的原因：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破坏了北京的风水。听起来，这样的解读似乎“传统”到了迷信的程度，就如同说修铁路会破坏“地气”一样。但是，看看最近十几年在西方迅速崛起的“地貌都市主义”、“景观建筑学”、“生态都市主义”等等，其运用的许多分析性概念，如“连接性”、“贯通”等等，和“风水”的语言颇为接近，对于21世纪的城市化也具有深刻的启发。
这些新学说的一个核心，就是“生态基础设施”。众所周知，建设城市首先要建设基础设施。但是，我们过去一讲基础设施，无非指的是公路、能源与电力供应，乃至下水道等。这些都是人力所建造的。但是，从“地貌都市主义”的立场上看，自然环境和生态本身，也为城市提供了“基础设施”。城市只有利用这样的基础设施，才能有“可持续性”的发展。
熟悉《诗经》的人，恐怕都还记得其所记述的周代先祖古公亶父的事迹：“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位古公亶父，先为周民在水畔山下选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他见到肥美的周原，经过精心的谋划和占卜，最终才开始建筑定居点、开垦土地。据说，这位古公亶父不仅选定了周人的生活区域，而且使周人摆脱了游牧之习，成为居有定所的农业民族，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定下了基调。
不管这些传说的可信程度如何，世界各民族的古史中都不乏这样的故事，所指向的是一个事实：先民选择定居点，要对于自然地貌反复斟酌，特别是对于人和水的关系特别精心。水利地貌结构，大致可以解释古代城市的生存：水首先是饮用和灌溉，同时也提供了最为便宜的运输手段。在人口集中地区所排放的废物，特别是粪便，被施用于农地，剩余大部被环绕农地的植被所吸收，只有极小部分随着流水被稀释。在人口稀少的时代，这基本不影响下游的饮水质量。这种水系、水脉，和其他地貌结构结合，形成了“生态基础设施”，解决了早期城市的大部分问题。也就是说，人类必须依靠地貌水域结构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来建立定居点或城市。所以，古时中国不仅是建城，就是大户人家盖房，也免不了要找风水先生。我们如果把这种风水解释成对“生态基础设施”的估价的话，就并不那么玄妙了。
但是，人类繁盛后，就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有了“人定胜天”的豪情。以“中世纪农业革命说”知名的美国史学家怀特（Lynn White Jr.）在50年代就指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实际上是过度人类中心的文化。按照基督教的信仰，上帝造了人，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给人准备的，于是，人可以任意取其所需。这在西方文明中激发了一种基督教进取扩张的精神，刺激了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增长、疆域的开拓，也对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从城市化的角度看，欧洲传统城市，多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那样，依赖“水利地貌结构”。但到了近代，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就开始无视这样的“生态基础设施”，一切都用“人工基础设施”来解决：建起集中式的供水系统和地下排水系统，甚至填埋河道湖泊，用以修路盖房。现代城市，哪怕是那些从传统城市发展起来的，基本都信守着这种人工的原则，早期城市的有机性丧失殆尽。
这样的发展，急剧扩大了人口规模，创造了高速的增长，使人类享受着空前的繁荣，对此，现代技术的进步当然功不可没。但是，是否现代技术强大到足以无视自然的赐予、无视“生态基础设施”呢？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态危机的加剧，乃至经济变动的加速，这种以“人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现代城市，就遇到了巨大的危机。
排水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目前被网络媒体热炒的巨大地下排水系统之所以成为现代城市的生命线，主要在于城市地面硬化所导致的积水。城市的公路、街道，特别是大面积的停车场，都是砖石水泥沥青材料，毫无透水性。这些地面加上屋顶，把城市地貌封得严严实实。各种不同的研究揭示，城市这种不渗水的地面，比起自然土地来，在降雨时的积水要多7到16倍。有人则更形象地展示：一英亩草原上一英寸的降雨，所产生的积水如果全放进一个屋子里，大概会有两英尺那么深。但是，如果在同样面积的停车场上同样的雨量，所产生的积水放到同样大小的屋子里，就要有三间，而且水位直达天花板。所以，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如果缺乏那种由足以容纳卡车的地下排水孔道，就很难生存。19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大城市地下的这种排水体系，也因此被视为城市建设的经典。
但是，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大型城市排水系统，会带来巨大的环境损害。在豪雨时，这种体系会将城市积水如洪峰般地疏导入河流，冲击堤岸、河床，损害植被，留下大量沉积物。更糟糕的是，这种城市积水，带有大量污染物质。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北美的城市积水，一年排泄的油污就高达140万公吨，比1989年Exxon Valdez油船的泄油事件所制造的污染要大44倍。另有一项统计。世界海洋的油污染，来自这种陆地排泄的高达3.63亿加仑。油轮泄油事件造成的污染则不过几千万加仑，还抵不上陆地排放的零头。更不用说，从公路、停车场冲刷下来的污染物质，远远不止油污，其中铅、铜、铁等诸多金属污染，不仅毒化了饮用水，而且危及各种海洋生物。现在公众对德国人建设的青岛地下排水系统赞不绝口，但大家应该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前夜，青岛奥运海上项目赛场青藻疯长，覆盖了整个近海海域，造成巨大的危机，其原因，也是由于陆地冲刷而下的各种肥料残余使海水过肥，催生了青藻，同时也窒息了多种海洋生物……
这种庞大的集中式地下排水系统，不仅有上述的环境危害，对城市本身的服务也并不周到。要知道，这种设施耗资甚巨，其投资的清偿时间就长达五十到一百年。因此，这种设施的布局、技术等，都要建筑在对一百年的人口和城市发展的准确估测的基础上。可惜，在当今急剧变动的全球化时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十年就萎缩了四分之一，这意味着造价昂贵的地下排水系统大量浪费；人口减少影响税源，又使政府难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维修这样庞大的系统，欧洲的许多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特别是以地下排水系统骄人的德国，因为人口老化、东西德统一等变动，许多城市萎缩，甚至在Hannover这样人口稳定的城市，因为企业和人口向郊区发散，市中心的人口比起30年前来只剩下六分之一，百年大计的地下排水系统一下子闲置了。所以，在许多德国城市，巨大的排水系统成为了难以摆脱的负担，急需综合治理。
在德国人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之时，我们不妨看看中国未来一百年是什么景观：老龄化、人口萎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前景。即使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经济人口地理也会发生突然的变动。而地下排水系统不可能跟着移民四处游荡，到时候许多只能坐以待毙。我们很难预计北京这样的城市在未来一百年的人口规模，更不可能知道这些人口是怎样分布。如果在顺义建设了巨大的排水系统，一旦居民都集中到了密云，那岂不是白白投资了？
当然，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相反的问题：城市的急剧膨胀。北京的大水，恐怕也和这种膨胀速度过快有关。不过，地下排水系统，在对付增长时也同样捉襟见肘。中国的城市扩张速度，已经使当年的伦敦、纽约、东京相形见绌，而这种“疯长”，又是建筑在许多流动人口的基础之上的，很难预测。富士康这样的跨国企业到某地建一个工厂，几十万人口一夜之间就被“创造”出来。过几年工厂迁走，这几十万人口立即消失。以这种“人口流沙”为基础，还如何构想未来一百年基础设施的布局和规模呢？
也正是这样的难局，使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生态基础设施”。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有意无意地浸透着“生态基础设施”的考量的话，“地貌都市主义”则把这一概念进行了理性的界定。所谓“地貌都市主义”，来自于英文的Landscape Urbanism，因此也可以翻译为“景观都市主义”。现代意义的Landscape，有“景观”和“地貌”双重含义，但追根溯源是16世纪随着荷兰风景画而进入英语的词汇，带有强烈的美学色彩，“景观”也是其更为常用的意义。在传统建筑学和规划理论中，“景观”往往是个背景，有时是装饰性的点缀，有时则干脆是城市中没有建设开发的空地。“地貌都市主义”，则取了Landscape中的“地貌”之意。因为这里的Landscape已经不是美学上的“景观”，而具有了功能性，成为城市生存的生命线。地貌所代表的“生态基础设施”，给整个城市甚至城市所在的区域的发展，都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框架。
“地貌都市主义”，在哲学上更接近老庄，对自然讲究顺应而非征服。看看当今的世界：虽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早已开发了深海，登上了月球，征服自然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但是，最发达的城市，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北京、上海等等，基本都是在近海或水边。鲜有在内陆沙漠地区建立国际一流都市的。看来，人类对自然，最终还必须顺应。这并非反对一切人工的建造，而是要像风水先生一样，首先考察地貌水域，理解自然最宝贵的赐予究竟是什么，然后在环境所提供的“生态服务”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比如，任何地区的地貌，都大致可以区分为地块、走廊、地模三个因素。地块是指大致形似的地貌单位，走廊是一些流动的孔道，如河谷、绿带等，地模则是地貌的框架。人类的活动，受着这些因素的界定。任何发展，都不应该突破地模的架构，不能阻塞天然走廊，不应把地块分割得七零八碎。当人类的定居点扰乱了这些秩序时，规划者就必须有些补偿式的设计，目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使自然恢复平衡。
这些规划原则，可以使城市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态服务”，使人工的设施达到效益最大化。比如，在传统的城市化进程中，荒沟野潭、乱沼干泽，全被视为未及利用的废地，需要开发才有价值。但在“地貌都市主义”看来，这些地貌结构在人类进驻前就长期存在，自有其功能，城市要围绕着这些“关节”、“眼位”来规划设计。对于这样的“风水”不理解，把城市内的沟沟坎坎都填平，就破坏了自然的气脉，颠覆了生态平衡，把人与自然摆在了对立状态。
看看北京二环以内的旧城区就明白。这是典型的工业化时代以前形成的传统城市，布局的风水极其讲究。这一传统城区虽然无主要河流经过，但历代的设计者知道，定都在这里，引来大量人口定居，破坏了自然地貌之“气”，必须有所补偿。城内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等，大多是人工开挖。这些城中之“海”，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园林装饰，也在密集的定居点起到了蓄水池的生态功能。二环以外，亦有玉渊潭、紫竹院等，以及许多零散的荒潭野湖。把这些水域综合考虑就会发现，其布局高度不规则，水流蔓延曲折，许多荒滩浅泽半湿半干，藤棘灌木丛生。在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设计者看来，这些杂乱无章的地貌，妨碍了现代基础设施的效率，必须填平，代之以平整的公路、按几何图形规划的小区以及高度集中的地下排水道。其实，这些荒芜杂乱的沟沟坎坎，本身就是基础设施。首先，它们是天然的蓄水地，使整个地域有泄洪之处。另外，与现代排水系统不同，这些天然蓄水地往往蜿蜒曲折，水流甚慢，更有利于积水的蒸发和渗透，这对于维持地下水的平稳水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荒野之地的积水，往往被茂密的藤棘灌木杂草环绕。这些野生植物，是相当好的自然过滤器，可以把水中携带的污染物过滤掉。相比之下，现代基础设施中的综合排水系统，往往在地下，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流湍急，水既无法渗透，也不能蒸发，不仅在雨季增加了江河湖海的压力，而且导致地下水位过低，同时把污染带入更广泛的区域。
“地貌都市主义”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生态基础设施”的功能，其设计目标就不是以人工取代这些功能，而是扩大这些功能。所以，“地貌都市主义”特别强调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的“荒地”、 水域的作用。当人口逐渐密集时，这些自然生态所形成的“基础设施”的功能受到挑战，经常需要对之进行扩张，以恢复自然的平衡。北京城内各“海”的开掘，过去也许是用“风水”的观念来解读，现在则可以用“地貌都市主义”的语言来描述，即当人口集中时，对居住区域的野泽荒坡要通过适当的人工来延伸与扩大，以强化这一“生态基础设施”之功能。
用“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来分析北京的水利地貌，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看清。首先，北京近几十年急剧扩张，已经成为两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其承载量远远超出帝都时代的传统规模，这些，没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然而，许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不是用来延伸和扩大“生态基础设施”，而是两相抵消。从大的方面说，除了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等著名历史景观水域外，许多荒坡野泽被填埋，用以修路盖房。北京大水后水土保持和环境专家赵建民先生撰文称：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内填湖面积达71.8公顷，金鱼池、太平湖、东风湖、青年湖、炮司湖、十字坡湖、东大桥湖等七个小湖全部被填埋。还有如东西护城河、前三门护城河、菖蒲河以及北护城河的一部分等等被改为地下暗河，减少了约80公顷的城市水面和近19公里长的滨河绿带，并降低了其行洪能力。80年代后的城市发展要快得多，对郊区水域面积的压缩恐怕更大，可惜如今缺乏资料可查。这样的建设，就阻绝了北京的水脉，北京就丧失了天然蓄水能力。
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基础设施，这次成为水灾中心的几十个下沉式立交桥就特别形象地说明问题。本来，修路首先要立足于天然排水能力，这是一般公路中间略微凸起的原因。只有在自然排水能力不够时，再辅之以人工措施。70年代上小学时我住在海淀区花园村，楼后一条小公路，只有26路公共汽车这么一条线。公路两侧，是两条在天然土壤中挖的小水沟。那时连续几天的大雨有过几次，这么简陋的排水设施对付起来并无问题。而当今的北京建设，过度相信人工的基础设施，把泄水地都填了，豪雨后积水无处可去，公路正好成了排水渠，下沉式立交桥则成了中央蓄水池。设计者把一切寄托在水泵上，但水泵此时比起“生态基础设施”来，则成了毫无用处的烧火棍。更不用说，大灾当头，电力等能源供应最容易断绝，这时怎么能够指望得上水泵？
在微观上，北京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失控状态。走进小区，到处都是停车位，行人只能从车的缝隙中行走，哪里还有花园绿地的容身之地。这些停车位，加上公路、屋顶，把地面彻底封死。北京的另一奇观，是公共广场到处要用砖石水泥来铺，甚至连河底也要变成钢筋混凝土。我在80年代还参加过义务劳动，为钢筋混凝土的北护城河清理淤泥！所以，北京地面的不透水性，比起一般西方城市来恐怕严重得多。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地面如人之皮肤，必要时要张开毛孔呼吸，土地丧失了这样的“呼吸”功能，不得病才怪。这种“毛孔堵塞”，一方面导致地下水位不断降低，使北京沦入枯水困境，一方面在豪雨中水淹全城。
由此可见，北京几十年大兴土木，在错误观念的指导下，用“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全面摧毁了“生态基础设施”。这一过程，随着人口的增长只能不断加剧。要逆转这一趋势，就必须完成深刻的观念变革，回到“生态基础设施”的原点上，对北京未来的发展进行重新规划。这里需要交代：“生态基础设施”属于“地貌都市主义”的语言，而“地貌都市主义”是90年代才开始形成的学派。其一大背景，就是西方从工业化时代转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产生了“去都市化”和“郊区化”的倾向，城市中心的人口被稀释分散到郊区，这就给都市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空间，为“景观回归”提供了条件。为此，“地貌都市主义”受到“新都市主义”等学派的强烈批评。“新都市主义”崛起于80年代，是为了对峙汽车社会而生，提倡步行城市空间、轮轨交通、集约化发展。在“新都市主义”看来，“地貌都市主义”会将城市化再次引向铺张式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地貌都市主义”对于急剧密集型发展的中国都市并不完全适用。但是，由于这是个新起的学派，对各学科都兼容并包，内容十分庞杂、丰富，足以供大家各取所需，有着巨大的发展弹性。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将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作为理论出发点，和有着类似关注的“新都市主义”完全可以取长补短，而其“生态基础设施”的理念，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理论指导意义。更何况，中国本世纪将面临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城市的萎缩也是现在应该开始考虑的问题。以下的讨论，并不是要把“地貌都市主义”作为一个指导性的理论，而是借鉴了其中的若干分析概念和洞见，为北京的发展提出建议。
首先，要分析北京地貌的“地模”和“走廊”，恢复城市的基本水利生态架构。北京被历朝经营数百年，在“风水”上极其讲究，经常要在城内开掘人工水域，乃至有昆明湖、玉渊潭、北海、中海、南海、前海、后海、西海、龙潭湖、陶然亭湖、紫竹院湖等三十多个著名湖泊，联手形成复杂的水域，至于窑坑、苇子坑等早被遗忘的小型泄水地，就更是不计其数。从“地模”的角度说，这些水域为扁平的城市提供若干低洼地带，水有可泄之处；从“走廊”的角度看，这些水域被若干河道连接，形成水系，即一个水流孔道，把北京与周边地区连接，也使积水顺畅泄出。可惜，如今大片水域河道被填埋，窑坑、苇子坑等等早已无影无踪，护城河失去大半，几百年经营的风水被破坏殆尽。
恢复这些“生态基础设施”，比起把城市地下挖空来建设卡车能够畅行的排水系统来，不仅便宜得多，而且效能更好，甚至可能产生经济效益。赵建民先生已经指出，把一部分护城河改成暗河后，行洪能力大为削弱。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自然水流蜿蜒曲折，或走或停，加上茂密的杂草野苇、日日加厚的淤泥，有时就成了一潭死水，比起规划师在地图上用尺子画出几条干净利落的直线来建造的地下集中式排水体系，似乎行洪效率甚低，这也是这些水域被填埋，为整齐的公路、小区等现代规划建筑让路的理由之一。殊不知，这种“低效率”、这种慢，已经渐渐成为发达国家城市规划中追求的目标。
行洪速度慢，并不仅仅是为了减缓受洪江河的压力，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蒸发和渗透效应，更重要的理由，怕是去除污染。前面已经提及，大型的集中式城市地下排水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在发达国家，城市排水的问题大致解决，很难见到北京这样脆弱的防洪体系，大家都把重点放在清除污染上，这也是这次北京大水后种种反思中最被忽视的一个面向。
传统北京人口不过百万有余，很少机动车，很少现代工业，最大的污染大概是人粪尿。那时北京城墙外侧，往往有大片粪场。每日粪车将市内粪便运出，到城门外的粪场晒干，再运往四郊农田。这体现了在顺从自然的情况下，即使是低技术也能大致保证城市“基础设施”的有效运作：农业的需求使人粪尿能够通过市场杠杆及时从密集的人口聚居区清除；这种运输困难、容易泄漏的污染物，用马车甚至人力车经过最短途的旅行，出了城门就在粪场卸货；在粪场晒干后，重量降低，运送也容易保持清洁，如此运往农村，大致完成了清除污染的工序。现在的北京，有着两千万以上的人口，满城公路，公路又塞满了车，油污到处都是，再加上拥堵，驾驶者脚不离闸，仅仅刹闸所产生的金属污染，经过暴雨冲刷进入水系，后果也是灾难性的。这些污染不像人坐在车里活活被洪水淹死那么引人注意，但从长期来看，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恐怕更为严重。
也正是面对这种挑战，传统那种迂回曲折、被杂草乱苇淤泥所壅塞的排水系统，才成为治理污染的有效手段，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还经常故意开辟制造这样的地带。因为淤泥和绿色植物，都是最佳的污染过滤器，积水在这里停留越久，被绿色植物和淤泥吸收得越多，就有越高的净化机会。要知道，即使在工业化以前，北京的河道、护城河，就如同大运河一样，饱受淤积壅塞之苦，清淤成为巨大的公共工程，从来没有休止过。在现代化的时代，这些水域已经失去了传统的运输功能，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生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看，淤积壅塞并不可怕，也不总需要清理。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将淤积壅塞看成是自然工程师在工作，对这种“造化”的程序不要去打扰，反而要为之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淤积壅塞的一个后果，水流放缓停滞，行洪能力降低。如果没有人工干预，则行洪的区域会扩大，以弥补原有河道行洪效率降低的损失。比如，河道越是壅塞，水越浅，河道就可能越宽，或自辟新河道，以使水流畅通。这种淤积壅塞的水域，往往又变成半湿半干的沼泽或季节性水域，特别容易滋长水陆两栖的植物，这种植物越多，对水质的过滤清洁的效果越好。所以，北京不仅应该逐渐恢复旧有水域，而且需要在旧有水域周边留出相当的空间，为这些水域淤积壅塞后四下蔓延作好准备。这样，城市的泄水地、空地就会越来越大，生态会恢复，饮水安全会有所保障。
当然，这里有个矛盾：北京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空间、用地越来越紧缺，怎么能让这些自然水域、沼泽肆意扩张？在我看来，这一矛盾不是个解不开的死结。北京可以一方面让出大量地面重建自然水域，并听任这些水域扩张，提供一个良性的生态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则可以依照集约发展原则，大力向高层发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接受“新都市主义”反汽车的主张，渐渐把汽车驱除出市中心，然后向公路、停车场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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