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4）》：
第二，欧亚的这种可塑性与国际体系及地区秩序在后冷战时期的整体转型有密切关系。当下的欧亚显然首先是源于苏联解体而被再造的政治空间和政治过程，受到了国际与地区权力转移的强烈影响。它不是自然给定的物质，而是基于国际一国内联动性发生的社会建构。欧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自我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诸多成员国组成并可根据具体议题而增删构成要素的集体行为体。换言之，欧亚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和政治范畴，也不仅仅是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也正是因为这种可塑性和该地区事实上具有的巨大整合空间和潜力，诸大国纷纷就此作出自己的界定。
第三，欧亚作为分析范畴和现实政治／经济单元的可塑性与后冷战时期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并于90年代加速发展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构成了欧亚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外部要素。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国家的边界，这对于新近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欧亚国家来说无疑是挑战性力量；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包含的开放性、国际化、趋同性都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欧亚国家的国家性格之中，成为欧亚地区整合的力量源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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