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霍夫曼(DavidE.Hoffman)，《华盛顿邮报》编辑，驻白宫记者，报道过里根、布什的任期，涵盖美苏首脑峰会；苏联解体时负责报道国外新闻，后驻耶路撒冷，全程报道“奥斯陆协议”签订；1995年到2001年，负责《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2002年出版第一本书《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返回华盛顿后，2010年出版《死亡之手》，从乌克兰“生物武器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讲起，第一本全面叙述冷战军备竞赛如何走向终结的书，获美国新闻出版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关于苏联对抗美国的荒谬历史，戈尔巴乔夫为本书接受了两次采访，里根也接受了数次采访。

　　张俊，有从事移动互联网技术新闻翻译的经验，担任美国职棒大联盟MLB.com中文网页的兼职翻译，译有《足球往事》、《死亡之手》、《抗癌》等书。

　　里根、戈尔巴乔夫、无名间谍、外交官、科学家……炭疽工厂、太空战、核攻击自动化……谈判、迷失、大崩溃、末日恐慌……
　　美苏之间，冷战军事对抗长达数十年。《死亡之手》讲了这样一群人的故事，他们先是竭力遏止军备竞赛这辆飞驰的列车，后又不免黑色幽默地，转而投入苏联解体后留存的核生化武器保护，这些邪恶武器，是冷战给我们留下的至今挥之不去的一份“危险遗产”。
　　冷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不仅如此，20世纪后半叶，美苏超级大国军事僵局及盟国生产并持有大量核武器，爆炸总威力已达上百万广岛原子弹。更糟的是，苏联的生物战机器，甚至准备制造足以感染和杀死几百万人的细菌和病毒，令人毛骨悚然。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两个关键人物，总统、科学家、外交官、军人、间谍们，如何直面，并改变历史危局？
　　采访当事人，解密新档案，《死亡之手》敏锐地捕捉到当时的美苏内幕，描述冷战军备竞赛的最后一个时代，并且从克里姆林宫获得秘密资料，揭露久藏苏联的一系列阴谋撰成这部编年史。解体前，苏联偏执地认为美国将会发动核打击，遂竞争对抗“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通过基因工程制造疾病病原体，险象环生。解体后，危险更甚，载有核弹头的列车吱嘎作响地穿梭在西伯利亚，数以吨计的高浓缩铀闲置于无人看管的仓库，微生物学家和导弹设计师四处找食养家糊口……
　　《死亡之手》书名（Thedeadhand），源自苏联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开始构建的世界末日装置。该系统可保证苏联领导人在被美国斩首后，仍能发动报复性核攻击。因此，地球的命运落在地下深处的苏联地堡值勤官手上。这些在坚固的混凝土“球体”内按照既定命令“发射”攻击的人，便是“死手”那微颤的手指。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地球毁灭，全人类的存亡息息相关。

　　★《死亡之手》（简称《死手》），一部冷战调研、历史叙事的杰作，令人不寒而栗。
　　——《柏林谍影》作者，约翰·勒卡雷

　　★冷战中最辽远、最重大的秘密，某一种自动化仪器，甚至就要毁灭人类文明，《死亡之手》披露的事实令人震撼，扣人心弦，堪称历史调查领域的一部惊天之作。
　　——《本·拉登家族》作者，史蒂夫·科尔

　　★戴维·霍夫曼《死亡之手》揭示了从未报道过的苏联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计划的另一面。如此引人入胜，毛骨悚然，感觉像是在看科幻恐怖小说。
　　——《翡翠城的帝国生活：伊拉克绿色地带深处》作者，拉吉夫·钱德瑞萨克伦

　　★一个精彩非凡、令人信服的故事，透彻的调查，优质的文笔，《死亡之手》对超级大国在冷战最后阶段的军备竞赛进行全面解密。
　　——《黎明时分的军队》作者，里克·阿特金森，普利策奖得主

　　★讲述毁灭性的冷战军备竞赛，没有人会比戴维?霍夫曼更有资格。他采访过主要的当事人，挖掘出很多不曾公开的档案，走遍了苏联军工业遗留的废墟。对如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政策制定者们，《死亡之手》具有教育意义。
　　——《午夜千钧：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作者，迈克尔·多布斯

　　★科学已能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去克服疾病，甚至使我们了解了生命的本质。我们现在已能够裂解原子，并使之释放出过去只有太阳和恒星才能产生的巨大能量。但我们却将这种原子能用于杀戮，如今还利用我们的疾病知识来制造武器。
　　——《细菌战及如何避免细菌战》作者，西奥多·罗斯贝里

　　★戴维·霍夫曼用无数精彩的细节，构成一幅大历史的画卷。
　　——《交锋》、《变化》作者，凌志军

　　【前言】
　　《死亡之手》这本书是这样一群人的故事：总统、外交官、政客、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军人、间谍等等，他们都力图刹住冷战军备竞赛这辆飞驰的列车，想要从美苏的恐怖平衡中抽身而出，他们中有的人是因其武器设计者和管理者的个人身份使然，有的人是惧怕核战争的严重后果，有的人则是因为担忧军备竞赛给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舞台中央是故事的两个关键角色，他们都是浪漫的革命主义者，都敏锐地察觉到了日益膨胀的风险，于是向既有秩序发起了挑战。他们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他痛恨使用武力，主张开放和“新思维”，希望以此拯救其困顿不安的国家；罗纳德·里根，美国的第40任总统，他是一位高明的沟通者，理想的指路人，对资本主义和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必将获胜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废除核武器。
　　他们并不孤单，还有很多有良知、有远见、有勇有谋的人也在竭力控制这一危险情况。本书旨在从美苏两国的角度告诉世人冷战时期军备竞赛是如何走到终点的，以及它留给了我们怎样一份危险的遗产。过去，历史总是被美国人的必胜信念所遮蔽，那只反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而至于苏联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则往往是机密，要么就被莫斯科透露的虚假情报所掩盖。现在，根据新发现的证据，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了解在戈尔巴乔夫那段动荡不安的执政期内，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背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深思熟虑。正是在那里，善于周旋、精于辞令的戈尔巴乔夫在各种争论和会议中、文件和电话里，与根深蒂固的军工业强权集团对峙着，并开始彻底地改变方向。正是在那里，戈尔巴乔夫决定放弃整个导弹系统，他让苏联摆脱了与全球对抗的形势，他削减了军费开支并减少了在欧洲的驻军，他把设计师和工程师放在桌上的苏联“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的蓝图扔到了最底层的抽屉里。根据新的证据，尤其是日记和当时的文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是如何见面的，他们是如何把想法付诸实践的，又是如何努力克服彼此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差异和巨大的不信任感，时断时续地带领世界走出了多年的对抗局面。
　　尽管核武器是那个时代的头号威胁，但另一种恐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正在烧瓶和发酵罐中悄然生长。在1975年到1991年间，苏联秘密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生物武器系统，苏联科学家利用基因工程试制出了无法遏制的疾病病原体。只要一声令下，苏联工厂的厂长们就会立即按吨来生产这些足以让数百万人致病、致死的病菌。本书探究了这种非法滥行的起源和扩张，俄罗斯对此仍没有给出过完整的解释。
　　很多有关冷战终结的著作写到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或是1991年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时就停笔了。本书试着写得更远，它从美苏两国关系最紧张的80年代早期开始，带领读者历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尔后向读者讲述了苏联解体如何让位于对遗留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这些灾难之源的紧急搜索——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本书将从1983年的“战争恐慌”开始，一个充满对抗、愤怒和危险的时期，但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必须先从风暴前的那几十年说起，那是意志的比拼，一场威慑力量的角斗。1947年至1991年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从没有在对抗中使用过原子弹。不过，双方却在导弹、潜艇和战略轰炸机中部署了成千上万的核武器，建立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几十年间，随着新武器的发明和旧武器的改良，武器的破坏力越来越大，发射速度越来越快，精确度越来越高，防御能力越来越好，战争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用一位早期核战略专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Brodie）的话说，原子弹是一种可永远改变战争的“绝对武器”，它会急剧增加战争打响时平民的死亡率。正如1983年一个哈佛教授六人小组在研究中所说：“有史以来，核武器第一次让一个国家在其军队被打败或摧毁之前就遭灭顶之灾成为了可能。”而核战争必定会比历史上的任何战争都来得迅猛，它也许会在几个小时之内结束，领导人甚至还来不及重新思考或改变主意。即使是一次误报，在被发现之前，已经足以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冷战初期，美国曾威胁苏联要对其城市和工业实施一次毁灭性打击。美国的第一代核武器每个都重达数千磅，需装载在笨拙的战略轰炸机上，经数小时飞行后才能打击目标。与之相比，半个世纪以后，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在30分钟之内就能飞过北冰洋。1997年，美国海军战略系统计划指挥官、海军少将纳诺斯（G.P.Nanos）说，如果以三叉戟核潜艇的长度（560英尺）为半径画一个圆，一枚三叉戟IID5核弹能从4000海里之外精确地命中这个圆圈。
　　但这些武力上的成就和致命的精确度却让那些有可能在某一天不得不按下导弹发射钮的人感到深深的恐惧。
　　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美国首次起草了一份核战争实施的总体规划，即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该计划的作战规模十分骇人，鉴于对方有足够的时间预警，美国及其盟国将动用全部的战略力量，向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发射约3500枚核武器。1960年11月3日至5日，艾森豪威尔指派其科学顾问乔治·基斯塔科沃斯基（GeorgeB.Kistiakowsky）到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研究这个新起草的计划。基斯塔科沃斯基报告称该计划“将导致不必要的、令人厌恶的过度杀戮”。艾森豪威尔曾向他的海军副手皮特·奥兰德上校透露，每个目标都会遭到大量核弹攻击，目标之多，把他“吓得魂不附体”。
　　约翰·肯尼迪总统对此也大为担忧，1961年12月14日，在听取了有关该作战计划的简要介绍后，他对国务卿迪安·拉斯克说：“我们还能以人类自居吗？”
　　肯尼迪及其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S.McNamara）都对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报复思想感到不安。苏联先是在柏林后是在古巴向美国施压，在面对这种较为零散而复杂的对抗时，威胁要发动一次大型的核攻击并不合适。1962年上半年，该计划进行了修改，新计划在发动可能的核攻击时给了总统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选择，包括打击对方武器储备、避免攻击人口中心和工业中心、删除一些目标国等等。新计划恰好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启动，关键特征是把主要目标设定成了苏联的武器装备，而不是城市和工业，这就是“打击军事力量”的作战思想。就好比两人拔枪相向，一方想努力把对方手中的枪射飞。把导弹而不是城市作为目标，这似乎是一种较为人道的做法，但“打击军事力量”的思想又引出了一个让人大为头疼的问题，既然这种思想暗示我们可以有节制地进行核打击，那么人们会不会更愿意使用核武器了呢？而且为了获胜，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攻击是不是必须在你被别人射中之前就先发制人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首先发动突袭解除对手武装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
　　尽管肯尼迪已经放过了城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纳马拉意识到，如果不开展新一轮昂贵的军备竞赛，那么要想以苏联的武器为目标也是不可能的，这将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军备扩充。结果，麦克纳马拉转而支持了一项他称之为“确保毁灭”的战略，这项战略要求美国制造出可消灭苏联20%至25%的人口和50%的工业基地的武器装备。麦克纳马拉对“民兵”导弹规定的生产数上限是1000枚。他的分析员推断：规定最多生产1000枚“民兵”导弹，41艘北极星核潜艇和500架战略轰炸机，主要是因为再多就划不来了。麦克纳马拉认为苏联的武器生产也将达到这一数量，然后便停止生产。一位批评麦克纳马拉的人士建议在“确保毁灭”前面加上“相互”二字，借此尖刻地讽刺这项“疯狂的”战略（注：相互确保毁灭——MutualAssuredDestruction——的简称就是“MAD”，意为“疯狂的”），“相互确保毁灭”的战略思想由此诞生。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该战略中所包含的两国同样脆弱并相互威慑的思想，就是冷战的定义。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扎根于数百年来截然不同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经历中，陷于全球对抗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并透过怀疑的面纱窥视对方，常常对彼此的意图和行动做出错误的判断，还忙于欺骗对方而乐此不疲，这只会让危险不断加剧。正如那个哈佛教授六人小组评论的那样：“美国预料不到苏联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对苏联内部的信息所知甚少，而苏联预料不到美国的行为则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
　　冷战早期就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即所谓的“导弹差距”。1957年8月26日，苏联宣布首次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了全方位测试，同年10月4日，苏联又宣布成功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送入了太空轨道。接下来的4年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又宣称苏联造出了“像小香肠一样”的导弹，这种导弹正在“批量生产”，后来又称“在大量生产”，以此误导西方国家。1960年，约翰·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发出了“导弹差距”的警告，但后来发现这一差距纯属子虚乌有。赫鲁晓夫其实是在虚张声势，借此来掩盖苏联的弱势。
　　1962年10月，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豪赌，他在古巴岛内部署核武器和导弹，差一点酿成灾难，史称“古巴导弹危机”。后随着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逐渐保持克制，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也慢慢走到尽头。但在赫鲁晓夫撤除导弹及他于1964年下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都在那些害怕美国超过自己的苏联领导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导弹产量开始全面攀升，每年产量有数百枚之多。
　　苏联与美国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苏联把核武器视作进行威慑的有力武器，如果遭到攻击，他们就会进行毁灭性的报复。据记载，在冷战初期的10年里，苏联并没有采用美国所信奉的限制性核打击战略，他们认为就算只用一枚原子弹都会令战事升级，因此他们时刻做着全面战争爆发的准备。他们并不太相信美国人所提出的两国互为脆弱将使局面趋于稳定的观点。他们担心两国将会不断奋力赶超对方，于是把资源都投入到了这场追逐之中。到了70年代初，苏联终于在军备上与美国大致相当，他们的思路又开始发生转变。有别于早期以先发制人相威胁的战略，他们转而做出了后发制人的姿态，着力确保自己有能力进行反击。彼时他们还与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缓和政策”方兴未艾。
　　苏联的国家建设是由一股强大的幕后势力推动的，那就是国防工业。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依照老年官员们的共同意愿来管理国家，这群人腐朽无用，只会溜须拍马，到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基本上已经退出领导职位，军工业人士于是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这些人对国家要造什么武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有人认为这种影响力甚至超出军方本身。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苏联内部围绕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所发生的激烈冲突。1969年7月，冲突到达了顶峰，在雅尔塔近郊的一座度假小屋内，恼火的勃列日涅夫为此召见了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和导弹设计者。苏联两位最有名的导弹设计师米海尔·扬格利（MikhailYangel）和弗拉基米尔·切洛梅（VladimirChelomei）在会上互不相让，争执不下，扬格利建议生产四弹头的SS-17型导弹，该导弹适用于新建造的、坚固耐用的导弹发射井，如果苏联受到攻击，它可以最好地保证军队的反击能力，但是价格昂贵。切洛梅起初建议升级现有发射井中由他自己设计的老式SS-11型导弹，现有发射井虽未作强化，但其导弹价格便宜，可为军方提供更多的弹头，很适合用来先发制人；后来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切洛梅改弦易辙，提出了一种新型导弹——SS-19，该导弹带有6个弹头，也需使用昂贵、坚固的新式发射井。选择哪种导弹由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决定，勃列日涅夫委派了自己十分信赖的苏联科学院院长姆斯基斯拉夫·克尔德什（MstislavKeldysh）担任委员会主席，负责解决争议。克尔德什在会上发言时感叹：所有人都在急着制造新型导弹，可这个国家却连基本的战略方针都还没有确定，我们的目的到底是先发制人，还是先保存实力再做反击？尽管如此，克尔德什还是没能化解这次对抗，最后，3种导弹都得到了批准，苏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正是像这样的决定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破产。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用可携带3枚弹头的“民兵”III型导弹更换只有1枚弹头的老式导弹，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军备扩张，这种新型导弹被称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简称MIRV，其导弹的3枚弹头可分别射向不同的目标。苏联随后赶超了这项技术，并于70年代中期开始部署其新一代陆基导弹，其中的SS-18型导弹有效载荷为美国导弹的7至8倍。实际上，苏联一度计划在巨大的SS-18导弹顶端装载多达38枚弹头。

序幕

前言

——【第1部】——

第一章　危机边缘

第二章　战争游戏

第三章　战争恐慌

第四章　细菌梦魇

第五章　炭疽工厂

第六章　死亡之手

第七章　美国的又一个早晨

——【第2部】——

第八章　“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了！”

第九章　间谍时代

第十章　矛盾之争

第十一章　通向雷克雅未克之路

第十二章　别了，武器

第十三章　细菌、毒气和秘密

第十四章　迷失之年

第十五章　伟大的突破

第十六章　危险之年

——【第3部】——

第十七章　大崩溃

第十八章　科学家

第十九章　大揭秘

第二十章　叶利钦的承诺

第二十一章　蓝宝石计划

第二十二章　直面邪恶

后记

感谢

图1——1986年4月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成为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转折点（路透社）

图2——1986年10月11日至12日，雷克雅未克峰会，美苏首脑里根、戈尔巴乔夫前所未有地离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如此之近（罗纳德·里根图书馆）

图3——美国总统里根坚持他的导弹防御梦想不能被限制在实验室范围内，雷克雅未克峰会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罗纳德·里根图书馆）

图4——1990年6月2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戴维营，与戈尔巴乔夫私人会谈，向他提出了生物武器的问题（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

图5——1991年8月21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对派政变失败后飞返莫斯科，政变期间，他曾经一度失去核指挥系统的控制权（塔斯社，由法新社提供）

图6——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演说（美联社，刘香成摄）

图7——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向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关切询问——在苏联解体期间，核武器由谁控制（美联社，刘香成摄）

图8——苏联斯捷普诺戈尔斯克炭疽工厂，前景是一个个地堡（安迪·韦伯）

图9——苏联斯捷普诺戈尔斯克工厂内部，如果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这些机器就会制造出成吨的炭疽病菌（安迪·韦伯）

图10——1995年，当韦伯及他的队伍第一次进入沃兹罗日坚尼耶岛时，他们在直升机上看到干燥、荒凉的景象，这座小岛上留存着苏联多年来进行生物武器试验的线索（安迪·韦伯）

图11——小组人员正在沃兹罗日坚尼耶岛上寻找炭疽病菌的埋藏点（安迪·韦伯）

图12——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事故死者之墓（大卫·霍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