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篇章】
集体化成了地地道道的针对农民的种族灭绝，而且受害者是农村的最优秀部分，即最富裕、最富首创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农民。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首先使俄罗斯民族的遗传基质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农民这个世世代代形成的特殊的俄国农村居民类型，从此彻底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这种人对自己的劳动毫无兴趣，像农奴一样从属于集体农庄。
集体化前和集体化后的苏联农村，俨然两个世界。原本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颇有“君子国”之风；后来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偷盗成风，世风日下，甚至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对于集体化引起的消极后果，高层不可能全然不知，为何还要一意孤行？自有其深意存焉。因为只要消灭了经济上独立的农民，就实际上去除了任何民间反抗、尤其是1918年以来那些让布尔什维克十分恼火的暴动的根子。此外，集体化还解决了令当局感到非常头痛的交公粮问题。集体农庄成了以强制的超经济手段“解决粮食问题”的工具，实际上就是无偿夺走粮食的工具。也不必利用经济杠杆去促进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流了，一切都变得更加简单：集体农庄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公粮计划，以及交售五花八门的产品和原料。
斯大林在集体化运动中不把人当人，把农民当成会说话的工具，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权利，包括生存权；把真正的庄稼把式、种田能手斩尽杀绝，而那些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则成了集体农庄的当家人，他们只知对上级唯命是从，充当剥夺农民的帮凶，想指靠他们来振兴农业，无异于缘木求鱼。事情发展到了连种粮人自己都吃不饱肚子甚至活活饿死的地步，还谈何养活整个国家？这种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给苏联农业以至苏联经济埋下了祸根。
斯大林去世后留下的烂摊子，只有靠继任者来收拾。1953年农业产量仅为1940年水平的104%，而城市居民则比1940年要多得多，且必须增加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粮食。尚未复兴的农业生产则正在迅速崩溃，两三年内就会引发实实在在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
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苏联存在“没有社会主义——有土豆；社会主义建成——没有土豆”这样的怪圈。上台执政之初，他雄心勃勃，试图根本扭转农业的落后状态。以大大降低农民家庭副业的税负为突破口，并辅之以其他有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农民负担减轻，收入增加，干劲倍增。再加上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全国粮食产量从1953年的近8000万吨猛增到1958年的近13600万吨。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的改革始终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不敢越雷池一步，无法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改革也半途而废。1958—1962年农产品增长率仅为66%。1963年收成不好，苏联首次动用宝贵的黄金储备到国外购买粮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72年爆发了比1963年更为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一年，苏联到国外采购粮食将近3000万吨，一举打破世界的粮食平衡。这次采购导致美国的粮食、农产品、饲料和肉类的价格大幅上涨，并且引发美国国民的不满和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曾几何时，世纪之初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已经沦落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作为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发展农业和出口农产品的条件也最好的国家，不但不出口粮食，反而要靠进口粮食来养活本国人民，这本身就是对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绝妙讽刺，同时也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农业政策的彻底破产。有论者认为，社会主义是短缺经济。说得准确点，苏联式社会主义才是短缺经济。
好在苏联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上个世纪60年代在西伯利亚又发现了多处大型石油天然气产区。于是出口石油天然气赚取外汇，再用这笔钱在国外购买粮食，便成为苏联此后若干年解决国内粮食问题的主要途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苏联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快速增长，石油价格高企，尚可勉强维持。讵料后来油价狂跌，用石油换粮食也渐渐难以为继。80年代中期苏联遭遇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至1991年春天，何处可以搞到购买粮食的外汇几乎已成为苏联总统的第一要务。时任苏联总统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就曾有过开着轿车跑遍莫斯科大大小小的面包店、最终空手而归的经历。同年12月，曾经辉煌70年的苏联宣告解体。
历史真会作弄人：明明是老大哥已经走过的弯路，偏偏有后来者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又走了一遍。1949年以后的中国，原本也是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更是一派升平气象：“辛勤愉快地耕种着政府分给的十多亩水田，秋收后交了两鸡公车公粮后，剩下的谷子装了几拌桶，新粮盖旧粮，年年吃不完。过年了，家中还杀年猪，全家都缝新衣、做新鞋。”（与新中国同龄的四川崇州市何学嘉语）
然而性急的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决心带领全国人民快马加鞭，奔向社会主义；迫不及待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再到初级社、高级社，短短几年就完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集体化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呢？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相比，究竟孰优孰劣？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没有来得及归纳总结，领导人又“高瞻远瞩”，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仿佛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谁知这样的“大手笔”竟造成了大灾难，全国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八位数。此后多年农村“左祸”肆虐，为害甚烈。请看当年农村状况的生动写照：“汉阴有个太平村，穷在山腰少人问，劳力日值六分钱，半数人家短油盐。”（陕西汉阴县太平村李家富语）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以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后，“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不知道咋冒出那么多粮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了农民的救星。”（李家富语）我国也从此逐渐告别了短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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