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顽固恪守正规战法、一味笃信“经历海洋几五十年，海上防御全凭炮力”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正是这种僵化意识的牺牲品。
所谓提督，乃清代省一级的最高军事长官，类似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所谓江南水师提督，即江南水上部队的最高长官。由提督指挥的部队称为“提军”，类似于今天的地方部队，而非野战军，主要执行军事防务而不参与地方治安。一般而言，无论陆军或水师，提督均须受制于巡抚。以陈化成为例，其官阶为武二品，比江苏巡抚低一品（或半品），在行动上必须受江苏巡抚节制。
陈化成壮烈战死后，被朝廷上谕列入“忠魂”之列。但说实话，其时之陈化成，不死拼又当如何？面对一场理应由最高统帅担责的失败的对外防御战，朝廷用于解决危机的基本手段是，先将自己撇清，超脱出来，高高凌驾于事外，再以直接处罚（或褒奖）战役当事人的方法来转嫁战败责任。以两江总督牛鉴为例，他是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地方督抚中受处罚最重的官员。朝廷的判词是：“防堵不密，贻误机宜，罪有应得”，决以“守备不设失陷城寨”之罪，“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其次是浙江提督余步云，罪名同样是失陷城池，按律也应处“斩监候”，但被从重从快“即行正法”，当场砍头。原因是这位“一品武职大员”，“畏死贪生，首先退缩，以至带兵将弁相率效尤，奔溃弃城”。道光皇帝对此尤其耿耿于怀，“每一念及，愤恨实深”，哪里还忍得到“秋后”。
即使对那些殊死抵抗、并无节操方面亏欠的守城官员，只要还活着，清廷也仍然会以“不能固守城池，致被攻陷”为由，敕令“俱属’罪有应得”，不予宽宥。
而受到朝廷褒奖的文武官员，则属于那些虽守城有亏但赔上了身家性命的替罪羊。其中官衔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裕谦。8月26日镇海县城失陷，奉皇帝之命钦差镇海的裕谦当即“投水殉节，为国捐躯”，由此受到朝廷“功臣后世，世笃忠贞”的褒奖和“加恩赠太子太保衔，照尚书例赐恤”的额外赏赐。此外，战死定海的三总兵王锡明、郑国鸿、葛云飞，遭炮击落海身亡的宁波总兵谢朝恩，以及上海县城失陷时从小东门大码头投黄浦自沉的上海典史（县级司法官）杨庆恩、镇江陷落时率妻子和孙子上吊的京口副都统（地区军事长官，正二品）海龄等大小官员，也先后受到褒奖。
一反一正，前后夹击，给东南沿海的所有守备官员带来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和生存压力——不成功便成仁，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面对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朝廷不可能自己扛起来，只能向整个官僚群体释放。一旦打了败仗，官员们除了殉节，绝无生路，以致自杀成风。陈化成自然也清楚官场险恶，自己的一世名节系于一战，既然成功无望，横竖都是死，与其被斩受辱，不如战死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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