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便引出了这样的问题:所有这些可能部分为了取悦忒撒利人的材料,是否含有政治或者外交方面的考虑,无论是在联族会议上,还是在更少投机性的雅典酒神节上。显然有可能存在权力政治的情况,也确实出现过,但是不应因此就假定这里也必定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肃剧在叙拉古的高度流行,在特拉斯同样如此,而它却非常警惕成为拉哥尼亚人的apoikia(殖民地)。在解读“隐秘的”动机之前,需要弄清楚古希腊对诗人和诗歌——以及对很多其他艺术领域和智慧成果——的喜爱,总体上具有多大程度的全希腊性。对一首品达诗歌的欣赏,甚至是表演,并不一定局限于那个受荣耀者的家乡抑或忒拜。
在某种意义上,荷马就是这种跨国界文化的开山鼻祖。史诗在各地传唱,无论我们讨论的地方(locality)是否在诗歌中出现——的确,许多主要的中心城邦,包括雅典和基俄斯,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得不收敛起它们的骄傲之心。西库昂的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ofSikyon)(希罗多德《原史》5.67)反对阿尔戈斯人和阿尔戈斯(Argives和Argos)的史诗庆典——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肤浅的误解——他似乎是证实规则的一个反例。在荷马史诗中,明显较少具有任何类型的地方化,尤其是与后来的一些抒情诗类型相比,而这也许就是诸多史诗得以迅速和大范围普及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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