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党和宪政实践》：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人称“康南海”。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祖上当过官，还是个书香门第。康有为的祖父和父亲，主要担任教育方面的官职。康有为的叔祖康同器，因为参加剿灭太平天国运动有功，被清政府封为护理广西巡抚。他晚年回到南海县家乡，大兴土木，修筑祖宗祠堂和园林宅第。其中有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环境优美，藏书丰富，是南海县有名的园林和藏书楼，也是康有为少年时代吸取知识、接受启蒙的地方。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他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历来儒家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本书在变法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
士子们为战争的惨败和日本的要挟所激怒，纷纷上奏章、递条陈，痛心疾首，慷慨陈词，反对议和。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多人齐集都察院门外上书请愿。康有为在上书中要求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成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强调前三者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变法，“非变旧法，无以为治”。恳请光绪帝改革专制政体，建立议会制度。“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改革。这份上书被称为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划时代的社会改革文献，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色彩，也代表了甲午战败后中国相当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向，公车上书行动中的集会、讨论、请愿等手段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特点，突破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分散活动的局限性，从书生议论发展到有多省一千多人参加的集体上书言事的社会活动。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1]
甲午战败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认识到明治维新在日本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康有为等人甚至把明治维新看成是日本成功的唯一动因。康有为提醒道：“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2]
甲午战败猛烈地冲击了晚清社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道德结构和思想准则提出了怀疑。
三纲五常是传统专制社会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竭力把它宣扬成先验存在的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甲午战败后，谭嗣同首先向纲常名教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三纲五常完全是统治者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提倡的单方面的强制性道德规范。他说“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其制下而不能不奉之。”又说“独夫民贼固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皆以此为率，取便己故也。”他抨击名教的罪恶是“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使不敢涉想。”从“仁通平等”的观念出发，他提倡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的新型道德准则，并说“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3]谭嗣同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之一大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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