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廉耻”二字
廉政思想
传统廉政思想中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能廉”的说法，认为廉政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廉耻”二字。由羞耻心而自律，人的行为即可符合道德，事事合宜。
我国从西周以来的历代伟大的思想家都把“礼义廉耻”四字作为治国的大纲，视其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是至为重要的，孔子曾说“行己有耻”；孟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认为“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康有为则讲“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风俗，要从知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个人都有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墨家也认为，廉者知耻，也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所不当，内心会感到惭愧，也就是墨家所说的“廉，作非也”。廉，不在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有过错，而在于有了过错就能有所畏惧，知耻即改。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又特别在两种情况下讲“廉”。其一是认为贫穷的时候要知廉；其二是认为当官吏的时候要知廉。《墨子?修身》告诫“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
作为一个君子，人穷志不穷，不能妄取，生财要有道。《墨子?明鬼下》批评“吏
治官府之不洁廉”。官吏应该廉洁奉公，是墨家所强调的。
史海镜鉴
廉政建设，需要从教化官民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如果官民的廉耻之心淡薄，腐败现象将会蔓延。
康雍两朝时，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中后期，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仅仅十余年，乾隆时期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甘肃冒赈案就是典型的代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因不满清朝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率撒拉人、回民起事反清，进逼兰州。乾隆皇帝惟恐兰州不保，急调连城、凉州、陕西等地援军进剿。数万官军会聚省城，军费兵饷成了大问题。由于官军不能速胜，乾隆震怒，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一时甘肃地方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甘肃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不久，乾隆又从来自甘肃的奏报中得知当地并无旱灾。
乾隆在布置战事的同时，派人密查王延赞的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济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为白银，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这样，粮米变成了白银，为王亶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王亶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办理“捐监”事务。蒋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冒赈”。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地上奏朝廷，说甘肃又发生了天灾，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
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后，虽然发现了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他也曾与总督商议，欲请停捐，但终究经不起利益的诱惑，非但不据实陈奏，他反而继承并发展了前任的实践经验，统一规定在报捐时，各州县每名监生折收白银55两，除办公费4两外，再加2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到了无人不贪、无人不腐的地步。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乾隆四十六（1781年）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人花钱捐为监生（国子监学生），收银15094750两。在这笔巨款中，确实有一小部分被拿出来采买粮食作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
乾隆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捐监粮”一事。这时，乾隆开始对王亶望有了怀疑。王亶望在任浙江巡抚时曾经个人捐银50万两资助浙江海塘工程，这种官员捐钱用于民生工程的行为，曾让乾隆认为王亶望的政治觉悟很高。如今乾隆将“捐监粮”之事与50万两银子联系起来，再也坐不住了。50万两银子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浙江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也不过1万两。
能够捐出50万两银子的官员，他的家资必是一个天文数字。案情很快真相大白，自王亶望被授命担任甘肃布政使以来，他利欲熏心，使尽伎俩，设置骗局，捞取名利，导致全省上下各级官员联手作案，冒赈贪赃的现象泛滥成灾。查实在案中侵吞白银1000两以下者102人，1000~10000两者30人，10000~20000两者11人，20000~100000两者20人，100000两以上者10人。甘肃全省官吏无不染指。
甘肃腐败窝案越查越大，越查越深。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又审查出官员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得失点评
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廉耻教化的缺失。“寡廉鲜耻”是腐败深层次的思想道德根源，如果不注意廉耻教育，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危机。规范社会秩序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却是精神意义上的刑律，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对其一
定不能忽视，应把培养为官者知廉耻之心作为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轶闻遗事
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之前，曾做过安定县知县，也曾廉洁奉公，为安定县百姓做过不少好事，至今在定西地区还有一座残留的“王公桥”，这是老百姓对架桥修路，造福一方的县官的赞誉。
王公桥又叫定西王公桥或水定桥，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东北的西巩释乡宋家沟。明清以来为东大路必经桥梁。万历十三年（1585年）以前，此处已建有永济桥，取“永远济民”之意。王廷赞任安定知县时，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主持重建，故称“王公桥”。也有人认为，王廷赞重修此桥前其已名王公桥。王公桥是当时甘肃省境内建筑高度最高的公路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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