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意者留任有望在专制国家的大体制下，民意评官要想得到良好发展，特别是在指摘违失、纠弹官邪方面得到突破，根本不可能。所以凡是遵循体制认可程序进行的民意评官，大多是颂扬循吏德政，并且逐渐演绎为地方官员利用民意评官争取秩满留任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前面已提出的每当官员将离任时出现的“举留”。《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六记，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五月，皇帝在一篇关于官员考绩的诏令中讲到：近来常有百姓为举留本地长官涉道来京，陈述长官为政怎么良善，做官怎么清廉，确“有感激而自至”的，也有“指使而方来”的，妨碍耕耘，远途辛苦，使朕深切顾惜。其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八月也有一篇诏书专门讲百姓诣阙举留刺史县令的问题，认为“民庶远致举留，既妨农养之时，又耗路途之费”（《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应该革止。
据此推想，举留现象在五代后期已经很常见了。
宋代在接受民意评官的同时，也不赞成劳民伤财的赴阙举留。北宋建国初期，中央发诏，诸州吏民因各级长官“治行尤异”希望留任或请立碑颂政的，可以向当局陈请，但“不得即诣京师举留”。《山西通志》卷一百五记，有个北海军长官杨美，为政简易，民众感德，后来中央要把他调走，北海民众诣阙乞留，上面反复解释，不肯罢休，最后只好请出棍子来敲打为首者的屁股，这才散去。到真宗景德初，又有禁止民众赴阙举留的诏书，“如敢越，其为首者论如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看来举留行为还是存在。《清献集》卷八载，赵抃在仁宗朝任右司谏时，也曾进奏，谓近有荆湖南路进士、僧道、公人、百姓刘宗周等百余人诣阙进状，举留荆南路转运使王逵。在历数“王逵为性苛虐，所至害民”的劣迹后，赵抃推断这些人之所以“肯越二十驿程，跋履艰阻而至”京，很可能是受人操纵，要求中央赶快责令开封府将这些人遣返回乡。
除了不许来京诣阙举留外，宋朝在举留官吏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具体规定，大抵是：现任官有政绩，吏民希望留任的，须由本地进士（指具有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士人），同耆老以下联名列举留状，或向上级申乞，或者候本路监司官到州举陈；不许赴京举留，也不许通过邻近州部举留。郡守或监司收到耆老士人的举留状后，要派人察访验实后再决定是否奏闻，以防徇私。
两宋史料中所见的申报举留，多有以僧道和士民共同具名的，这种现象在唐代后期就已经出现，《旧唐书》卷十九上便有一条“颍州僧道百姓”向上一级领导义成军节度使具状“举留刺史宗回”的信息。宗教人士参与俗务，大概是借此体现“民意”的广泛性吧。由此想到水泊梁山高层领导中也定要安排一个宗教界人士，抑或这是宋代风尚。
宋代士民举留长官的层级和形态很多，有向州府举留知县的，如高宗时建康知府叶梦得奏闻溧水县民诣府举留知县李朝正；有向监司举留知州的，如真宗时西川转运使奏闻益州吏民举留知州张咏；也有候中央钦使或部使来州时举留的，如高宗时江山县士民列状诣部使者举留该县摄令陈鼎。有的举留尚取拦道、越诉、举幡、击鼓等非申状形态，相当“雷人”。《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卷十一记载，高宗时向子志守衡州，时逢大旱，衡州米价一下子蹿升到每斛一万五千钱。向子忞急忙遣人分赴各丰稔地区抢购粮食，以原价摊分路费出售，每升为六十钱，“饥民骤得贱米，所活不可胜计”。但此举严重损害原欲趁机发一票横财的富豪乡绅的利益，于是也有“民意评官”，导致他罢职。消息传出，“士民相与群聚”，一起涌到该路分的提点刑狱司（监司之一）衙署前敲击给老百姓鸣冤喊屈用的登闻鼓，“愿举留”向子忞。现场情况是群情激愤，“鼓为之裂”，吓得提刑忙以巡视为名趁夜登丹逃走。
士民举留长官经上级或监司奏闻中央以后，果能允请留任的大概比例有限，但档案袋里会记一笔，对仕途有帮助。张咏《张乖崖集》卷九中，收录有两篇谢表，一是他在知益州时，西川转运使黄观向中央奏闻“本州将吏僧道百姓等举留”，皇帝特赐奖谕，他随后上谢表；一是他后来知杭州时，上司奏闻“本州百姓滕超等举留”，皇帝特赐奖谕，他又上谢表。这两道由进奏院递到的“特赐奖谕”诏书，用他的话语形容，就是“民情上达，天泽下临”，“俯降天书，光宠异常”，想来比审官院上簿又要荣耀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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