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社会精英与政治参与——新生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
　　绅商的崛起
　　历史的发展自有它的自身逻辑性。
　　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一个新的社会势力——绅商开始崛起。他们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在地方上的声望，急切希望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要求参政议政，在政治舞台上不断致力扩大自身的权益。
　　所谓绅商，主要是指民间有地位的士绅，他们或者凭借自身与当地官僚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优势亲自下海经商；或者与富商结合，利用自己与官僚群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一优势，共同谋求发展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
　　绅与商的结合，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就要到来。
　　这一阶层主要由这样几部分人构成：
　　（1）取得功名的未仕士子；
　　（2）退职在籍的官员、因军功致显或保存虚衔的还乡人员；
　　（3）因捐纳而获得职衔的商人和举办实业的人士。
　　随着自身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不甘寂寞，又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向国家政治舞台进军，谋求得到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到新政的后期，代表地方士绅利益的国内立宪派因为达不到自己迅速参政的目的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二者对抗不可避免。
　　绅商阶层在清末短短数年间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是因为，庚子之役后，实行全面变革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在这样的局面面前，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但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家财政已经告罄。赔款，清政府无钱可赔；举办各项新政，地方官无钱可筹。整个社会唯能凑集巨资和承办大型事业者，惟赖于商。
　　在这种情况面前，清政府一改过去压制商人发展的政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将“通商惠工”作为基本的国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旨在以行政手段保护市场而不与商民争利。同时，清政府又参照英、日商法，制订出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商法性质的《商律》，规定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地位平等的公司，并享有国家一体保护的权益。为了鼓励人们投资商业，清政府还出台政策，根据商人出资办实业的情况给予了相当的官衔，以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清末于是涌现出了一个民间投资的热潮。据史料记载，仅1905—1910年期间，国内新设厂矿万元以上资本的就有209家，总资本约7525万元，绅商阶层由此形成。
　　随着绅商的崛起与经济利益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国人传统的参政意识开始在他们的身上迅猛地发酵，他们迅速把目光投射到政治领域，希望参政议政，更多地涉及国家的政治事务，“操议事之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代表绅商利益的政治团体——国内立宪派集团应运而生。
　　立宪派的政治诉求
　　就国内立宪派集团而言，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张謇。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年的国内政坛上，他是一位对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转变（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起过真正重大促进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长期在国外从事舆论宣传活动，其影响在国内并不大。张謇作为东南各省众望所归的士绅领袖，因为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连续打击，对于政治颇有灰心之感，遂暂时放下政治热情，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全力投身于商业发展领域。清末新政初期，他并不对政治的改革抱有多么大的希望。但是，随着绅商阶层的形成，以及他们经济利益的需要，张謇决定一改初志，积极投身到清末立宪运动的洪流之中。1905年以前，他对立宪的期望并不是特别的急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他方才意识到条件已渐趋成熟，对立宪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大增。经过反复奔走、劝说，终于促成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三位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总督，跟张謇均有私人关系）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张謇进一步与上海名流人物倡议成立了国内最早、最大的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不过，此时的张謇仍然主张“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缓进方针。此后，随着时局的迅速变化和国内各阶层立宪要求的日益高涨，张謇改变了原来的缓进策略，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在政治动员的高潮中，绅商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值正在迅速蹿升，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推动政府立宪并让他们参与其中获取利益是他们初期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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