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主张用皇权主义定义秦汉至明清社会的形态性质，因为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称皇帝之后，古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彻底变化，贵族按照等级分土分民分权的封建制社会，被郡县制基础上的编户齐民直接隶属于最高统治者的高度的君主集权社会所取代，作为社会基本生产资料或者说基本财富的土地不再是封建领主分割占有，而是处于最高权力所有者君主最高所有权制约下的普遍私人所有，形成中国古代有特色的土地双重所有，而其它的社会财富和资源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正如上面所引，有人将这样的社会称之为官僚社会，也有人把其称之为专制主义或者是君主专制社会。如王亚南就曾指出：“中国贵族支配的封建社会瓦解后，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个官僚支配的封建社会。”①很明显，王亚南所称的官僚制社会，并非仅就政治制度而言，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性的社会形态全体。但是不论是官僚支配的封建社会也好，还是君主专制的社会也好，其概括均存在一定的缺憾。先看官僚支配的封建社会，应该说官僚支配与封建两个概念本身是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的，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矛盾，而且在高度的君主专制集权社会中，整个社会的最高和最大支配权，也在于君主，即君主的权力，也就是皇权，当然官僚支配的实质也是君主，即皇权支配。其次再看专制社会或君主专制，应该承认皇权和君主专制本质是一致的，为什么主张用皇权而不是用君主专制来概括秦朝以后的中国社会，这是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即君主专制并非产生于秦始皇称帝统一天下。早在其之前的先秦时期，特别是经过变法改革的战国社会，虽然说整个中国依然是封建诸侯割据，但在各个诸侯国内部，陆续实现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变革，但是这种君主专制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君主专制，也就是皇帝专制。皇权主义统治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君主专制发展的程度不同，一是君主权力行使和驾驭的范围不同。其中尤其是君主与贵族、官吏、庶民三部分人群的关系性质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皇帝是唯一的君主，其他人，贵族也好，百官也罢，与庶民一样，都是君主的臣民，其他人相互之间不存在法律或制度认定的君臣关系，这是一种高度的君主专制集权的社会，是皇权支配一切的社会，是大一统的社会，它与先秦的君主专制存在明显差异。秦始皇称得上是历史狂人，不称王而称皇帝，不封建子弟而一统郡县，即便如是，他也不能估计其当年的作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如何的巨大，由他开创的皇权主义的这套制度，又由汉武帝发展完善，并将其上升为思想理论层面，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所谓“天人感应”、“皇权天授”等等，不仅论证了皇权主义的合理，也使之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所有的人，浸润为社会性的思想信仰，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形成独到的社会特色。所以说，用君主专制或专制主义不能很好地突显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而用皇权主义概括之，则会更合理，更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实际。<br> 皇权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大一统的体现，是高度集权的体现。所以说，所谓的“《春秋》大一统”，其实质就是皇帝一统天下，不仅包括政治与行政的一统，也包括思想和文化的一统，皇帝不仅对普天之下有形的实行专制集权，而且对无形的也是一样，不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实行专制统治，而且对贵族官僚也是同样对待。<br> 不过，虽然我们认为皇权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包括或者说控御了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但皇权主义的重点却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即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首先皇权主义是一种政治体制，是统治集团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模式；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性的观念意识和思潮，表现在社会各个等级、各个阶层的思想之中。而就后一层面而论，它又可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低是指社会（大众）性的观念信仰，中是指系统化的政治思想学说，高则是指政治哲学观。而秦汉“编户齐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基本是低层次的，即通俗且粗糙的皇权主义观念信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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