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上海——红十字文化
进入中国的“窗口”
1859年6月25日，31岁的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在意大利商业旅行途中，在索尔费里诺地区目睹了法、奥两军殊死搏斗后，战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情景，他设法说服法军将领，并组织军队中的医护人员和村民志愿为伤兵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救助、战地救护。在此过程中，亨利·杜南萌发了建立伤兵救护组织，减少战争中兵民的伤残和痛苦的构想，“人性和文明急切呼唤着成立这样的伤兵救护组织”。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协会将号召每一个人以真诚的博爱精神，全身心地投入战时的慈善工作中去”，实施有效的救护。战地救护工作结束后，杜南开始撰写《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回忆录不仅通过对那场血淋淋的屠杀细节的真实描写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还提出了建立一个组织——伤兵救护协会，签署一个国际公约来保护伤病救护组织在战场上的人道行动安全。书中呼吁“以批准一项不可侵犯的公约的形式来确立一些国际准则，一旦公约得到同意和批准，就可以成为欧洲各国伤兵救护协会成立的依据”，从而保障人道主义的实施。
在杜南的奔走呼吁下，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成立，标志红十字会的诞生。1864年8月8日至22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署了《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了红十字特殊的中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公约的签署，如杜南所称，是“伟大的外交创举，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新的战旗”。由此红十字运动在西方蓬勃发展起来，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红十字文化也如燎原之火迅速传播开来。而中国，在门户洞开、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下，红十字的“准入”也是大势所趋。
1863年国际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仅仅过了11年，1874年红十字的理念就开始在上海传播。其时，日本在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9月，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发了一篇大力宣传介绍当时救治战争伤病的红十字会的文章。②上海《申报》翻译成中文，加以转载、评论，称“亚细亚诸国之从事于战阵也，以戮杀俘囚为常，故驻扎东洋及中国之各泰西钦使每存仁义之见，应协力向两国商议，务须舍弃旧习，两面定议战败之俘囚不献馘，被虏之伤疾不加害。且于（开）战后不分彼此，两造所有创伤者，均令设法调治焉”。并希望中国能仿照办理：“今我国何不亦召好善者，以效作此善举乎？然欲兴此举，须两面商妥，且约束诸兵，使不纵悍心猛气，而杀害局外善济之人。”不过两报的讨论都没有直接提“红十字”这三字。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知道“红十字”究竟是什么。
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梅威令医生在台湾设立医学堂，除日常施医救病外，还专门培养战时可资应用的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上海《申报》颇为关注，对此作了跟踪报道，相继刊载《译西报述考试医学事书后》、《颁给凭据》、《述台湾打狗慕德医院办理原由》、《述台湾打狗慕德医院学生考试情形》、《论西医将行于中国》、《论梅威令医生教习之认真》、《书本报领凭志盛事后》和《医国篇》等文章，对梅威令医生的红十字人才培养善举及在上海的试演情况详尽介绍，使国人对西方以救护战争伤病为职志的红十字组织有了一个懵懂的认识。1888年，梅威令带领一些学有所成的西医学生专程到上海举行救护演习，“其人腰佩利刀，左手持红十字小旗，肩荷药笼医具，衣袖亦以红十字为记号，出入于白草黄沙之内，施其妙技，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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