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公平听证、最终作出终止福利的决定前，不中断未成年子女抚育家庭补助领受人的补助，也就是将相对人福利被终止的时间后移至公平听证结束，这里的公平听证也就转变为事前听证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戈德伯格案的判决进一步推动了事前听证。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规章要求，各州关于联邦分类救助项目的计划中，必须提供包括戈德伯格案判决所有要求的事前听证。
采用事前听证还是事后听证，对福利行政双方的影响不同。如果采用事前听证，相对人受到更加严格的保护，不少福利行政机关宁愿错误发放福利，也不愿意事前听证，因为事前听证的成本可能远比错误发放的福利金多。换言之，在事前听证中，相对人处于有利地位，福利机关相对不利，左右为难：听证的话，成本不小—_虽然有可能通过听证而提高终止福利决定的准确性，成功终止部分相对人的福利；不听证的话，不能终止部分不适格者甚至明显不适格者的福利，有违行政正义。如果采用事后听证，被动的则是相对人一虽然经过公平听证，相对人的适格性有可能得以确认，福利机关将补发之前停发的福利，但相对人要成功改变福利行政机关的初步决定，并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一些福利领受人，非常贫困，终止福利后可能迅速陷人生活困境乃至绝境，难以有效参与之后的公平听证。因此，事前听证与事后听证各有利弊，需要在利益衡量基础上选择使用，而不能只看到事前听证有更充分的“政治正确性”或“道德优越性”——对相对人的保护更加充分。由此不难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利益衡量后，在戈德伯格案中开创了事前听证的先例，为福利行政相对人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程序保护；在埃尔德里奇案中认可的则是事后听证，认为事后听证与其他程序一起满足了正当程序的要求。
此外，在福利行政中，还存在同时适用事前听证与事后听证的“结合听证”。“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听证，究竟在什么时候举行，没有固定的格式，应当根据行政机关作决定的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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