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使用暴力来防止或减少暴力？是否存在特定的环境，在其中可以尝试通过暴力手段来建设或保护民主？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是否可以合理地将暴力作为一种民主的道德规范？
这些问题都回到了政治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即使所有的战争都令人讨厌，还是有一些战争——如那些发生在苏丹南部、车臣、利比里亚和黎巴嫩的残酷战争——被证明比绝大多数战争都更糟糕。残酷战争鲁莽而随意地杀人，不带怜悯或同情，他们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波及更广泛的世界。战争显示了集体冲突多么容易在和平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爆发，即使这些社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达多元主义历史；这种冲突会演变成一种随意而鲁莽的暴力，只遵循自己的逻辑。而且——最黑暗的一点——战争显示了，一旦引发对平民的无限制杀戮，确定和掌握社会和解和民主建设的艺术将会何等困难。
如果战争被限制在地球的特定地区，远离我们所知的全球化世界的中心，绝大多数人就不会对它们有多少兴趣。但战争不是那样的。他们很难被限制在地理边界范围之内。武装分子、雇佣军、奸商和恐怖分子在全球范围内行动，战争是他们的狩猎和训练场地。难民从受影响的战争区流出；企业从受摧残的经济中撤资；其他非政府组织也被迫撤离这些地区。新闻媒体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将其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所有这些效果解释了为什么只有瞎子、麻木者或笨蛋才仍然将其视为发生在遥远地方的遥远冲突；以及为什么（“人道主义的”）干预和（由此而来的）战后重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长期的全球问题。由于最新的军事战略，干预和战后重建也已经成为全球政治议程最重要的工作。目前，外国干预的主导模式已经被设置。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索马里、阿富汗、科索沃执行的那些模式类似于打了就跑的战略。就像用铁锤将木桩敲进地里，他们的目标是打败敌人使其屈服，并寄希望通过时间来溶解源于地方冲突的敌意。这种干预与游牧民攻击其敌人有奇怪的相似性。袭击者武装到了牙齿，轻装上阵；他们对敌人发动猛扑袭击，借助于隐形轰炸机和巡航导弹——19世纪炮艇的当代版——等武器给敌人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失，然后撤退，并始终认定受侵犯者不会或者没有能力报复。如果用建立民主机构与和平生活方式的力量来衡量的话，这种美国式的或华盛顿支持的快速干预战略是有严重缺陷的。伴随着“和平”的到来，美国在巴格达的驻军却发现他们不得不全副武装地在街上进行高度警戒的持枪巡逻行动。任何短期的占领者都是潜在的目标，包括年轻的美国军官——由于干预行动缺乏广泛的全球支持——不得不自己动手创办学校、净化饮用水、维修发电厂和捡垃圾，经常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基于民主的立场，美国式军事干预也是很容易受到诟病的。军事人员伤亡和给平民带来的暴力之间的不相称让人惊异；对入侵军队的保护程度之高以至于让观察者和受害者都感到其暴力具有恐怖主义的性质。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