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1944年生于斯武普斯克， 曾在弗莱堡和慕尼黑学习过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目前在慕尼黑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社会学。
　　伊丽莎白·贝克 Elisabeth Beck-Gernsheim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她主要研究社会变化产生的问题与家庭在社会中角色的变化。

　　全球化必然会造成家庭与情感的剧烈转变，于是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全球家庭”的概念，来涵盖如今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跨越遥远距离和文化鸿沟的动人故事。

　　跨国恋爱会比本地恋爱多了些什么，还是少了些什么？
　　全球的工作流动会让我们的家人从心理上和我们疏离吗？
　　通过婚姻而移民的男女到底有怎样的幸运和不幸？
　　全球范围的收养造成了融汇各种肤色、语言和文化的家庭，他们会生活得幸福吗？
　　贫困、危机、工作、资本，甚至器官贸易是怎样把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家政移民会让女佣的母爱代替亲生母亲吗？
　　生殖技术让男女的生殖细胞开始了全世界的旅行，而印度成了世界代孕中心，这让我们的性和生殖也割裂了吗？

　　《全球热恋》从社会学、政治学、女性主义和全球化的几个视角讨论了上面所有令人震撼的问题，让那些遥远的世界如此近切地来到我们眼前，激发我们更负责任地思考这个星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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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俗家庭到世界家庭




无论是艺术、美文学、自传体长篇小说抑或是短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发掘了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新话题：多彩的跨国乃至跨洲的爱情与婚姻。这种新的社会现实散布之广、故事之多，吸引了众多小说和纪实作品创作者的目光。越来越多的作品用滑稽、控诉、讽刺甚至怪诞的语风围绕着类似的问题：那些跨越国界和文化界域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那些成功或失败的恋情、以及世界的对立在家庭内部的影响。以下是三个典型例子。

1.文学作品

异地恋的悲欢离合
玛琳娜·柳薇卡的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其实与拖拉机没什么关系，更多地在讲述一场家庭内部的大动荡。导火索是一个女人，持着乌克兰护照和旅游签证来到英国，目的却在于结婚、享乐和定居。“母亲过世两年后，父亲爱上了一个迷人的乌克兰金发美女。那年父亲年逾八十四；她三十六，离异。就这样，这颗暧昧的桃色炸弹砸入了我们的生活，搅起硝烟不断……一脚踢醒了潜伏在家庭中的魔鬼。”（柳薇卡，2006年版，第7页）凭着不懈、花言巧语和女性魅力，这个东欧美女施展其浑身解数终于达到目的：一本“家庭护照”。婚姻换回一张进入戒备森严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入场券。“她决意要带着儿子在西方开始全新的生活，找份好工作挣钱享乐，当然还要买部车——绝对不考虑俄罗斯拉达或者捷克斯柯达牌的。至于儿子当然要最好的教育，起码是剑桥或者牛津。至于她自己——教育背景也不错，在大学里读过制药学。这倒可以在英国找份好工作，当然前提还要真正学会说英语。在此之前，父亲就做她的英语老师；她则把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照顾父亲的起居。她依偎在父亲膝上，任他抚弄双乳。”（摘自前
书，第8页起）
贝蒂·玛姆迪1988年写的《不抛下我的女儿》是一本自传体纪实作品，记叙了其周旋在伊朗和美国文化之间、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文明间的经历。作者是美国人，嫁给了一名伊朗裔的医生。后来丈夫决定迁返祖籍，连哄带骗地把妻子和女儿带回伊朗，再用暴力把她们约束在家族的管教下。妻子表面服从，暗地里谋划如何带着女儿逃出魔掌——经历了苦难的十个多月、情节跌宕起伏，终于脱离苦海。这本书就是一出转爱为恨的悲剧，贯穿着男人与女人、暴力与牺牲、压迫与反抗、自由与束缚的对决；而结局圆满，妻子与女儿被从黑势力手中解救出来，重返美国故乡。玛姆迪的女性励志故事讲述了一段跨界爱情的凋零，仅从她西方女性的视角出发，用她的感知、希望与失望，叙述了她的经历。
杨·魏勒斯·玛丽亚2003年出版的《他不喜欢我做的菜》一书描绘了一个德国和意大利组合家庭里的各种奇闻轶事。作者具有同样的生活经历，给读者讲述了平日里在家庭这个舞台上演的一出出喜剧。两个同来自欧洲中部的人走到了一起，男方属于富裕的德国中产阶级，女方的父亲则来自贫穷的意大利南部，在德国打工维生。在一系列故事中，作者用诙谐的笔调又重现了世界的对立。德国人的细致、精准和死板与意大利人的激情、随性和享乐碰撞在一起，给读者带去种种令人开怀的惊喜。故事尽管不算精致，但其魅力就在于真实。作者在结局中传递了正能量：爱情总高于世界的对立，在婚姻的坟墓上架起一座天桥。
尽管上面三本书的内容差异如此巨大，但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阶段讲述了世界一体化如何闯入普通家庭、打破平静、带来疑惑、惊讶、兴趣、喜悦、分手与嫉恨；世界的漩涡、不安与躁动又是怎样成为普通家庭的一部分。
这三本书都曾登上畅销排行榜，销量过百万，被译成多种语言。如此兴许连作者都未曾料想的成功有几重原因：一方面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写作基础。这就使作者的叙事风格直白，直接面向读者并俘获人心。此外，将异域情调和男女感情结合在一起，不时再撒些情境喜剧、甚至生死关头作为猛料，也给作品增添许多吸引力。此外更重要的，这类主题唤醒了许多读者的亲身经历，钩起他们对那些惊讶、欢乐和恐惧的回忆：姐夫找了个泰国女人、家里给爷爷物色了一个波兰护理女工、或者是朋友的侄女嫁了个非洲多哥的神学家。多哥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他又干嘛到这里来？他真的爱她，还是仅仅为了骗取一张第一世界的入场券？
上面这些问题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主流社会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乎，亚洲经济危机和金融市场、非洲内战和政变、中美洲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经济起伏，一下子都成为我们自己家中的话题。那个泰国女人或者是多哥神学家突然就坐在我们的沙发上，一起庆祝生日、或者与我们的儿子踢球、或者在照顾爷爷。我们总能在身边的亲属中找到一个用怪异的口音讲我们的语言、外貌却与我们迥然不同、名字又离奇拗口的人。有些读者在书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但故事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又被作者蒙上了一层离奇和喜剧化的色彩，也许就会觉得轻松许多，疑惑的心也许又有些释然：毕竟这些都是许多人都碰到的经历。读者看到，其他人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全新的家庭现实，距离的碰撞如何产生诸多新问题，让人们疲惫不堪地在风雨中摸索前行。除此以外，这些作品的成功也可以归结为：它们对新生的“涉外”家庭现实所引发的迷惘具有更高的指导意义。作品向人们展示个人命运如何也同样降临到别人头上；同时给读者提供了实用的生活指南，在全球一体化世界给私人生活所带来的漩涡中给人们指明方向、施以安慰。

2.处女地

这本书还描绘了恋人跨越距离的隔阂结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漩涡。我们新采用了一个“世界家庭”的概念，并以此展示新生的家庭现实。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更系统地描述和理解这早已稀松平常的现象？爱情和家庭如何与世界相交？如果国界、国际法制、移民法、主流社会与小众社会以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分割线横贯一个家庭，又会发生什么？当爱情要跨国乃至跨洲相望时，这对爱情与私密又意味着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踏入了一方社科研究的处女地。尽管已经有无数关于家庭变迁（从婚前同居到出生率下降）的研究；尽管家庭研究、特别是移民研究与人类学研究早已把全球化家庭作为课题。但是问题是：这些研究只把关注点集中在全球化家庭现实的某一个侧面（如跨国婚姻、跨境收养、异地恋等）。但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些现象之间的关联。正因此，我们提出了“世界家庭”的概念，并研究各种形式的世界家庭内部所共有的支撑力量。我们研究各种现象的意义和关系，为了找寻它们之间的共性与关联，同时也比较它们的不同。这种研究建立在“诊断性理论” 之上。
作为点题：世界家庭承载着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矛盾。不能说这些矛盾都出现在所有的世界家庭中，但是每一个都体现了矛盾的一部分。跨国情侣所感知到的是两个国家、乃至主流社会与小众社会之间的矛盾。
移民家庭则体验到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差距，由殖民历史带来的不平等时至今日还冲击着世人的灵魂，有的人充耳不闻，有的人却出离愤怒或坠入无望。
一些作者认为理论就是对所观察到的事件和现象的解释，并能最终归结到普遍和普世的社会行为与生活“法则”。他们尝试解答“为什么”这个问题。这种对理论的认识源于“有真凭实据”的理科研究实践。但这种理念还不是主导性的。当今享有国际关注度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建立在另一种模式之上。他们的目标是：在人们身处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与现象中，通过对历史进程中迅速变化的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诊断，来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框架性理念。正是本着这种理念，我们在本书中提出了世界家庭这个概念。我们并不会下一个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时代性诊断”，而是想从社会学角度综合描述各种新生现象——那些乃至需要发明新词来更准确表达的现象：“跨地域世界家庭”、“跨国世界家庭”、
“异地恋”、“婚姻移民”、“代孕母亲”等等（见边码：25页起、91页起、第九章）。我们把这种类型称为“诊断理论”。这种通过历史推演的理论形成方式在社会迅速和彻底变迁的时代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是常人，甚至社会学家们都会面对一个突然产生的全新的社会现实谜团，随即自问道：我们身处何处，来自哪里，又走向何方？在当前这个时代中，提出“我们是否还理解身边的世界”的问题，对于常人与社会学家来说，比询问“为何发生、怎样发生”要来得更紧迫。
但上述两个问题间的联系还应被更准确地表述：在断点式社会变迁的时代中，解释性理论需要把诊断性理论作为前提。只有当人们把私密、爱情、家庭、性别关系、家务、诞育子女、母性与父性之间的内部关联用框架性的理论整理出来以后，才可以重新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处理世界的新问题以及爱情与家庭中的矛盾。
我们提请读者注意避免一种误解：我们所说的世界家庭不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从中国文学、法国厨艺到非洲艺术无所不知的高等人群。恰恰相反，我们所展示的世界家庭有许多都固执封闭，没有世界眼光和经验，甚至不会流利地说外语，更不用提被世界的种种芬芳所包围。有些人以往从未步出他们所居住的小村庄和小城镇，有些人眼光短浅，对任何陌生的东西感到不安。有些人在暴力、内战或驱逐的逼迫下才成为世界家庭的一部分，有些人则抱着逃避家乡的贫穷与失业的希望，还有的人通过网上征友或者爱情的缘分。简而言之，许多人都是在外界条件的逼迫下才不情愿地组成世界家庭，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喜好与愿望。但是无论情愿与否，各种世界家庭都有共通的疑惑：这些家庭与我们过去对家庭及其特征、对“自然家庭”的设想格格不入，而且这种差异何时何地都避免不了。它们使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关于家庭的基本观点都站不住脚了。

3.放眼现实：世界家庭的多样性

我们现在转换视角，来拓展一下关于世界家庭的视野。以下列举一些文学作品中的例子，描述了各种形式的家庭，都源自我们在21世纪中所遭遇的社会现实。

当关爱与照料成为舶来品时：全球化的女佣
富裕家庭雇用来自贫穷国家的家仆、保姆和护工。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使之成为可能。菲律宾就是其中一个国家，没有大量输出劳务的菲律宾移民从海外向国内亲友汇钱的话，这个国家几乎就无以为继。于是在菲律宾，劳务输出型移民能得到国家的支持与推动。比如：首都马尼拉的一个港口内，妇女们正接受培训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仆佣。这些人本身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会计与兽医，知道如何教数学、算账本和医奶牛。现在培训师们教他们在西方国家——比如在一家美国宾馆或者意大利人家——如何铺床叠被。学员们要学习洗碗机的使用方式，了解加拿大以及德国儿童闲暇之时摆弄什么玩具。六个月后，她们都将成为“涉外家政人员”，登上飞机到西方国家开始工作。
重重大门把守着富人的隐私和家庭，遮蔽着世界疑惑的目
光。而门背后，原先泾渭分明的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世界又交融在一起。在一些国度，女性当前正在领导起公司、高校乃至政党。而菲律宾女教师、墨西哥女大学生、厄瓜多尔女翻译、加纳女律师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完成一些传统的女性工作：为外国家庭打扫、做饭、照顾孩子与迟暮的老人。
以往这些女性在劳务市场上只占一小部分；而现在她们占据全球移民的比例已逾半数。她们形成了“全球化女性的一面”（阿里耶·鲁瑟尔著，赫希德出版社，2000）。在此菲律宾可谓是无可超越的例子：这个国家像其他国家出口咖啡或可可豆一般输出女劳工；30年前女性只占对外移民的12%，而如今的比例已经高达70%。
一个时代法则显现了其全球性的效应：进入职场并取得成功的女性越多，她们就越需要在家庭中获得帮手。人们无法再像旧时一样驱使奴隶或女仆，转而利用起这个极不平等的世界上的（灰色）廉价劳动力市场。
不同的境遇与命运就这样越来越多地跨越国境和洲界交织在一起。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女性在职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下，急于摆脱包袱，雇佣起“世界的另一半女性”。而世界另一头的女性急于挣钱养家。一个经过良好培训的菲律宾女教师在西方做保姆，所得的报酬将是她在菲律宾本土工资的数倍。
于是乎，爱情和关爱就成为了被西方女性使唤的“商品”被进出口。全球化的家政业成为所谓的“穷人金矿”，成为供富人榨取的又一“资源”。当然穷人也能从中挣到些许，但只是一个“本地”、“普通”的女性从业者工资的零头——广大第三世界成为西方人臆想中的廉价劳力消费天堂。（艾伦莱西/赫希德，2003；赫希德，2003）

当全球不平等的界限把世界家庭割裂
在移民问题的争论中，人们往往在合法居民和非法移民之间、在依法申报的公民和黑户口的鼠民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从法律角度说，只有清晰的合法与非法两个概念。许多跨国家庭却是一个合法公民及其非法亲友的组合；后者生怕被发现而惶惶不可终日。帕拉乔一家就是一个例子：埃斯特丽塔的母亲在临近产期的时候悄悄越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就是为了让女儿在美国出生并取得美国国籍。埃斯特丽塔的姐夫则是一个（按照美国官方说法的）“无证劳工”。随着美国收紧移民法，这个家庭也被割裂为两极。埃斯特丽塔成为地位高的美国公民，而她的姐夫则愈加担心其非法身份被发现。帕拉乔一家的七个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中，有因在美国出生自动获取国籍的美国公民，加入美国国籍的墨西哥移民，也有只能限期居留美国的墨西哥人以及“无证移民”。
上面的这个简单例子就清晰地描画出一种新型的“熔炉家庭”：他们跨越的不仅是国家（乃至宗教）的边界，还有合法与非法的边界。

全球化代孕与生育的美好新世界
历经两年多的等待，一对德国夫妇终于迎来他们先前植入一位印度代孕妈妈体内的双胞胎婴儿。而德国政府拒绝给这两个在印度出生的新生儿颁发护照，因为德国法律禁止代孕。然而在代孕被法律认可的印度，官方认定新生儿的实际父母为德国公民，因此具有德国国籍，同样拒绝颁发印度护照。孩子的父亲——
一位艺术史学家——多年来绝望地在德国和印度法院之间辗转奔忙，只为了能将他的两个孩子带回德国。最终还是成功了：印度官方给孩子颁发了印度护照，德国则在护照上加盖了入境签证。
（德国外交部称：完全是特例，且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对夫妇终于能够通过国际收养的途径领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由此可以看到，家庭不仅仅被动地遭受全球化的冲击。它们早已成为引领全球化的行动者。通过遗传医学所提供的新选择，怀胎生子和为人父母的关系可以被分割，并如同工作岗位一样（利用国家间法律的冲突）被“迁移”到国外。医学技术可以把授精、怀孕和养育三者相互割裂开，并跨越国境单独操作。以前简单的“母亲”概念现在被分割为“卵子供体”、“代孕妈妈”和“社会母亲”。尝试通过合法途径将这三者归为一体的话，往往要经历一场跨越不同国家间法律体系的差异和对立的障碍跑。

祖辈遥远的爱
阿历克斯已经三岁了，充满着好奇和活动欲。他喜欢麦片、薯条，更喜欢他的玩具小汽车。昨天他刚拿到一个新玩具，一部红色的大巴士，今天早上他就马上拿给外公外婆看了。外公外婆把孙子视作掌上明珠。他们每天都要见孙子：每天早晨都有一刻钟到半小时的“外公外婆时间”，已经成为固定的神圣仪式，一段外公外婆和阿历克斯共处的时间。
这就是一个温馨大家庭的常景？既是又不是。祖孙之间其实相隔数千公里，祖辈们在希腊萨洛尼迦，阿历克斯在英国剑桥。通过Skype软件，外公外婆被带进了阿历克斯的儿童房，而阿历克斯也被带去希腊，身居两处的人联系在一起。祖辈远方的爱能跨越一切障碍和边界。


4. 世界家庭如何能够颠覆我们对家庭的理解

世界地图册上那些用黑色边界线勾勒出来的花花绿绿的国家映射出大多数人心目中以及在地理概念中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地球被分割为单独的民族国家，使人们以为每一个人在某个时刻或者在一段时间内都只能在这斑斓世界中的一块格子中找到自己的归宿。身份与属地之间高度统一，任何异样都会遇到怀疑和抗拒的目光。
事实上，放眼全球，大多数家庭都具有相同的单一民族家庭模式——爸爸妈妈和上学的孩子同住一处（地），持有相同国籍的护照，源自同一民族，操着同一种母语。这是一种通常看来很有必要且相当自然的纽带。但我们如今所经历的情况却愈加与之格格不入：越来越多的男女和家庭打破了人们所惯常的自然法则，在情愿或不情愿的状况下体验着一种新的家庭组合形式——加入了距离和外人的新型家庭。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新型恋爱或家庭关系？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曾经紧密相连的三个人类生存条件——地域、民族和家庭——已经被相互割裂开，各自成为独立的要素。认为家庭只能依附于单一地域这种看法已经被活跃的全球化现象彻彻底底地打破了。我们有跨国企业、跨国组织（如欧盟），现在也有了跨国家庭。同时产生的新问题是：世界家庭的出现是否建立了跨界的互助关系网络，以此制衡全球资本主义？家庭成为世界内政后前景又如何？至于分化世界各国的差距人们又如何克服、讳言、发现、解决、容忍乃至将其转化成机遇？人们如何从民族同源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传统的家庭要件
谈到家庭，特别是家庭的核心——父亲、母亲、子女——多多少少会让人联想到家人同处一地，共同生活的景象。我们不排除一个家庭可能在短时间内分隔两处，甚至长期如此（如海员家庭）。但是原则上，家庭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以家人的现实存在为基础。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或思想史很容易得到这个结论。
尽管家庭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变迁后其意义发生改变，但有一个标志始终依旧，那就是家人共处一处。反观历史，在文明起初，地域的纽带就是家庭的重要特征。古罗马时代“家”的概念指的不是通过传宗接代或婚姻嫁娶联系在一起的家人，而是一个男人在住所范围内所有的附属物，包括妻子、子女、奴隶、获自由身的奴隶以及牲口。这种对家庭的定义发展缓慢，直到近现代初期，才被渐渐地狭义化，指代“在同一住处共同居住、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密特劳尔/希德尔，1980，19页起）。在过去几十年中无论出现怎样的新型家庭形式，同住一处仍然是人们心目中家庭的重要特征之一。美国对普通家庭的定义至今还被广为接受：一个（标准北美）家庭由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异性恋的丈夫、妻子以及他们自然生育的子女组成；其中丈夫一般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哈利斯，2008，1408页）。但现实却打破了这种对普通家庭定义的基础：夫妻性取向正常，子女是亲生的，更不用说男人养家了。但是家庭的本质、即家人面对面地共处一地生活并直接发生互动，从未被人质疑过。共处一地也包含民族性的相属：提到爱情、婚姻、家庭时人们自然而然联想到他们同属一个民族、同操一种母语、持同种护照、当然也具有相同的国民权利。
然而，一旦家庭没有了共同的居所、或者家人长期分离，这还算家么？如此，家庭就不存在，抑或算是一种新式家庭？如果不再有完整的家室，而是被分拆在几个国家内，又怎样评判？由不同民族、不同洲域组成的家庭呢？如果共同的住所、城市、家室和民族不再是家庭的基本前提，那么“家庭”这个称谓是否还合适？这种情况下又怎样定义家族的故乡与来源？全球婚恋关系这个矛盾体又如何存在？
 
5.概念

“世界家庭”的定义
我们一再提“世界家庭”（或异地家庭、全球家庭）的概念，并将它们与“普通家庭”（或本地家庭）区分开。但到底什么是世界家庭？如何下定义？如何使世界家庭成为新的诊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中心对象，对婚恋、爱情、家长、离婚等现象进行研究？
“世界家庭”是那些跨越（国家、宗教、文化、种族）界限共同生活、按照传统的家庭观念本不应该聚合在一起的家庭。主动的信任取代了传统家庭的上述要件成为维系新家庭的力量，并要把常人不可理解的事情成为可能：把外人当作至亲和挚爱。
我们要把异地恋和世界家庭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属于同源文化（语言、护照、宗教）、但分隔两国乃至两大洲生活的伴侣和家庭（跨地域家庭）。例如务工移民：菲律宾女人远赴洛杉矶从事家政服务，把丈夫和孩子留在国内，寄钱回家养家糊口（另见第六章）。第二种：生活在同一处，但家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与大洲，各自对爱情和家庭的观念深受本族文化影响的家庭。试想一名美国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结婚生子，随后全家在伦敦生活（跨国、跨洲的世界家庭）。这两种类型世界家庭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全球化世界差异的交汇之处。无论这些爱侣或家人是否愿意，他们将在家庭的一方小天地里与大千世界相遭遇。 
这种对世界家庭的定义简单易懂。但仔细推敲还是有不足：它的涵盖面太窄，无法包容性世界家庭的万千形式。
我们很容易能想到无法或者很难适用这个定义的例子。比如：如何定义外来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子女与移居国伴侣组合的家庭？
显然我们短小精悍的定义在此碰到了障碍。所以我们建议在上述定义基础上再增加一点：属于世界家庭的条件是，有否主动与跨越国境乃至洲界的外界文化长期存在互动关系。如此，如果祖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而孙辈在德国乌尔姆，双方每天早晨通过Skype软件见面并聊天，就可以算作世界家庭。因为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规律与情感的重要纽带，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采用家庭这个概念。
至于一个巴基斯坦人与英国人的组合家庭中苏珊和利兹这对姐妹，我们又如何归类？她们的父亲是巴基斯坦人，在妹妹利兹出世不久就返回了故乡，从此销声匿迹。这对姐妹都是在英国兰卡斯特出生的，在那里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两人从未去过巴基斯坦，与父亲一方的亲戚也没有任何接触。苏珊外表看上去像母亲，金黄的头发，脸上许多雀斑；而利兹则完全像她的父亲，皮肤和头发黝黑发亮。于是妹妹常被人问起身世，时遭同伴嘲讽，甚至被骂为“巴基人”。两姐妹都住在兰卡斯特，怀着西方宗教信仰，不认识任何巴基斯坦的亲人。但在一点上两人截然不同。具有西方长相的姐姐很少会想到她与巴基斯坦的渊源。而利兹不断被人提及她的身世，总感到自己像一个局外人，无法被人完全接受。从身世角度说，我们认为苏珊绝大程度上生活在一个“近体家庭”中（本民族家庭、本地家庭）。但利兹的外表深深烙着巴基斯坦的印记，被迫与这个国家带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因为主流社会把她视为“巴基斯坦人”——生物学或基因的巧合，再加上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刻板印象和偏见，促成了利兹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个世界家庭。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对世界家庭的定义虽然描绘了这些家庭建构的主要特征。但是把它作为世界家庭的评判标准还远远不够。现实的多样性、丰富性与迷惑性远不能用“地理位置的分离”或“相同的根源文化”的简单划分来概述。
另外，仔细考量的话，世界家庭和普通家庭并不是完全相对立的概念，而好像是连续光谱的两端，其中间隔着无数中间形态、附属形态和融合形态。这种模糊的分界不是因为分析不够，而恰恰是现实的重要标志。
从社会学角度说，世界家庭和本地家庭是典型理想状态概念。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家庭情况往往没有那么鲜明的特征，可以被轻易地归类。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界限模糊，相互交织，不断变化与发展。根据不同的爱情经历、身世来源、机缘巧合乃至社会环境制约（统治、政策、立法、外国人刻板印象等，见后续章节），对一个家庭的定义甚至可能在世界家庭或本地家庭之间摇摆。分析这些家庭时的逻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孰多孰少的关系：有些家庭更像世界家庭、有些则更像本地家庭。打个比喻：没有“一点点怀孕”的说词，但是有“一点点世界家庭味道”的讲法。
总而言之，我们对世界家庭的定义如此简单；但一旦人们用这个定义去衡量各种异地伴侣时，这样的回答就立即变得愈加复杂和具体化，纠缠于细节但又无法确定。
有人可能会质疑，“世界家庭”提法中的“家庭”概念忽略了家庭形式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早在对异性伴侣共同生活文化形式的研究中已经被发现（并被认同），我们在先前出版的《爱情的混沌》（1990）一书也曾对此进行过探讨。所以“世界家庭”的提法是否与时代脱节？难道不应该再发明“世界生活阶段伴侣”、“世界繁育家庭”、“世界离异家庭”、“世界单亲家庭”等概念？
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简单说来）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世界家庭”这个定义的确指的是传统意义中的“家庭”，对家庭的理解比西方人要传统许多。世界家庭这个概念如果拒绝承认对家庭与社会的理解在世界各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就必须把各文化间的差异直接表现出来，而不仅仅对此讳莫如深。于是，对于家庭的不同理解在全球引发了关于“美好家庭”的争议。世界家庭的环境条件也导致了一对矛盾：如果我们想要与时代接轨的话，就必须创造一种在西方人眼中已经与时代脱节的概念。（此外，我们特意提出世界家庭这个说法，因为这种在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已经包含非婚家庭、离婚家庭、同性与异性恋伴侣、单亲家庭等等）。
这里又有了新问题：“我们”到底指谁。是作者、社会学家、德国人还是第一世界公民？或者是世界家庭的成员？这个问题所揭示的，是“我们”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掩盖了世界的对立、遮蔽了本地的特点。特别在人们研究世界家庭以及其中的理念差异时，更要关注这个问题。本书中的“我们”指的是两位作者，尽管对“我们”定义的陷阱心知肚明，终究不免深陷其中。

6.世界家庭的“文化”本身就是矛盾的

在本地家庭朝向世界家庭发展的过程中，对文化的理解也在变革。谈世界家庭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世界家庭的文化”无法归结为单一体。“世界家庭”的对立面是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世界观点；后者强调人类应以文化集群，按照政治或行政划分的领地比邻而居。
对于世界家庭来说，不存在离弃一种文化、即踏入另一种文化的情况，也不能说游离在两种文化间，更不可能清楚地说出，此时我出于何种文化，正向何种文化过渡。世界家庭这个概念的意义就在于反对将文化看作自然的、人们依从天命而相属或不相属的整体。
这种对文化的理解也反对将人与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纽带视作人在世上生存的“自然”状态、除此以外的任何情况，比如在两种文化间摇摆、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忠于不同的民族，都是“非正常”、“脚踏两只船”、乃至于“危险”的。认为文化对内趋同、对外划界的看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沾染着斑斑血迹，是文化十字军、强迫同化和强权建国的产物。
我们谨以此书邀请读者们探游先前不为人知的全球性爱情与生活方式的世界，也意在反驳文化类同论、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社群主义的观点。我们将为读者打开一扇窗口，让他们看到这些观点所排斥的在文化间左右逢源的爱情与生活形式。

世俗家庭到世界家庭的演变
两个国家，一线情缘
我们能够爱多远
全球命运共同体
婚姻移民
家政女移民
男性统治的崩溃
求子旅行
若即若离的世界家庭模式
世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