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与责任 权力的解密》:
在以和平发展、公正民主为主题的世界新格局中,苏共最高领导不是凭血缘关系继承大位的储君,而是由前一任最高领导相机指定的接班人;苏共的各级领导也难以体现民众的公意和授权,而是由等级高的向等级低的层层授职封权。这种条件下的等级授职制,出现了大面积的“两个必然”:一是必然大范围形成“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莫来”的局面。因为比我高者进店,我就可能出局。二是必然大规模造成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物质主义和短期行为。因为上级领导凭个人好恶授予或收回权力的主观性、临时性,导致很难产生长期预期。
于是,“能力不足”由个别人的缺点,持续演变为一批人的危险;“本领恐慌”由本代人的缺陷,持续演变为后代人的危险!
苏共历史上的七任最高领导人,总体上讲德才素质、执政能力和国内外声望代代弱化。列宁是政治素质、领导能力、革命成就和群众声望最高的苏共领导人,其后继者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斯大林虽然无法与列宁比肩,但其执政能力和国内外影响力远超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等人;赫鲁晓夫的执政能力和建设成绩虽不及列宁和斯大林,但其后继者仍无人出其右;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是苏共历史上病夫主政、职务终身制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平庸治国18年,痛失苏共改革权力结构的最佳良机,成为苏联走向停滞衰落的起点;戈尔巴乔夫虽是苏共当时所能选出的最优秀的领导人,但他缺乏拯救和振兴苏联的顶层智慧和能力。
四是终局障碍:最终无人、无法、无能替江山社稷负责。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这一先天性“总病根”始终未能根治,层层任命、层层矮化的等级授职制这一后天性总病症始终未能根除,提拔庸才、重用奴才、压制人才、排斥英才成为苏共执政几十年来不变的用人规则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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