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几点启示
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从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革命前的法国君主并非一无所能，大革命的恐怖也未必不可避免。
其一，正是大革命前法国君主的一连串治国政策与行为方式，促成了大革命的历史过程。从君主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前法国社会所面临的似乎悖论窘境，其所提出的真正深刻内容是：大革命前法国君主的政治远见、政治胆识、政治智慧、政治能力问题。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君主的政治远见与政治胆识。能否认清历史大趋势并果断地作出顺应潮流、发展新兴生产关系的改革选择。这里的要害是对社会第三等级或被统治者的态度与立场：是放弃集权垄断、自觉接受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社会第三等级自由生活，还是顽固抵抗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在历史趋势面前的自觉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君主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能力。改革既有不合理的社会状况必定会触动教会与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君主须有政治智慧与政治能力，及时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及时选择与依靠代表未来方向的第三等级，并与以教会和旧贵族特权为代表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斗争，在历史大变革中赢得主动。如此，大革命前法国君主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就是：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大趋势前提下，作出历史性选择，走改革之路，并依靠第三等级广大人民反对教会与贵族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自觉领导变革在新社会中获得新生。当然，作出此种选择，不仅需要政治远见卓识，亦需要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缺一不可。在欧洲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民主制演进的历史大趋势中，法国君主是否愿意顺应历史潮流、并且是否有能力领导这场伟大变革，进行伟大的制度创新，这是问题的关键。
社会历史变革具体途径选择的主动权，首先掌握在治理者手中。是治理者的一连串政策与行为，最终导致了一个社会的现有状况。在此意义上，掌握权力的治理者对历史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君子德风，小人德草。社会是以平和、改良的方式，还是以恐怖暴力革命的方式走向现代民主法治，关键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首先，最高权力者是否能够不固执于一己之私，不那么愚蠢，能审时度势，把握历史机遇，主动放弃集权与特权，引导社会和解，收拢人心，引领社会有序变革。其次，是否有勇气与能力自律自治，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宪法法律的铁笼之中。顺应潮流，建立宪政，限制权力，这是法国君主避免被革命清算的唯一智慧选择。
其二，建立宪政，使社会确立起对所有阶层与力量均有规范约束力的基本法度，这是避免暴民与革命恐怖的基本途径。与宪政是对自由权利的普遍保护一样，宪政所限制的是一切权力，而不只是君主权力。宪政在否定君主绝对权力的同时，也否定了暴民施暴的权力——在此意义上，宪政不仅保护了人民的广泛权利，而且亦保护了君主的正当权利。其实，人民并不天生就是暴民，有暴政才有暴民。正如托克维尔所揭示：是“政治自由的毁灭”，“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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