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欧洲计划的流沙困境
到目前为止，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已经皈依到自由主义的旗下。这种皈依意味着欧洲计划的彻底消失，从经济上（欧洲经济联盟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被化解了）和政治上（欧洲政治和军事的自治不见了）被双重地稀释了。当前不存在欧洲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或者可以说是“三合会”的）计划。
“美国制造”的战争确实唤醒了公众舆论——整个欧洲到处都在反对最新的这场伊拉克战争——以及甚至某些国家的政府，首先是法国，还有德国和俄罗斯，此外还有中国政府。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政府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并没有受到怀疑。这次严重的对立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克制，既不服从华盛顿的需要，也不真的决裂并终结大西洋主义。
我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重要政治结论是，只要权力集团的政治联盟仍将以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为中心，欧洲就不可能走出大西洋主义。只有当社会和政治的斗争最终改变了权力集团的构成，并再次迫使资本家和劳动者达成历史性的妥协，欧洲才能够与华盛顿有所差别，并有机会创建可能的欧洲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将同样能够——甚至是必须——在国际方面，在其与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关系方面，踏上另外一条与集体帝国主义特有的追求不同的道路，从而开始它参与“超越资本主义”的长征。换句话说，欧洲将向左走（这个“左”的术语用在此处是严肃的），或者它将什么也不是。
现在这个“欧洲计划”是作为美国大西洋主义计划的欧洲部分而产生的，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根据华盛顿实施的“冷战”精神设计出来的，既虚弱又对国内工人阶级感到恐惧的欧洲资产阶级几乎是五条件地接受了这个计划。
然而，计划本身的发展——其起源就是令人怀疑的——逐渐地使问题和挑战的重要条件发生了改变。西欧已经能够或有条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美国。一方面， “苏联敌人”已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计划的发展将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欧洲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重要的强烈对抗的对手黏合到一起了：大陆的三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重归于好了。依我看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积极的，并且富有更积极的潜能。当然，计划的发展是建立在吸收了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基础上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是一种被弱化了的自由主义，它在社会方面考虑到了并通过限制资本实行“民主社会的历史性妥协”，以适应劳动阶级提出的社会公平的要求。80年代以后，计划便在效法“美国式的”、反社会的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框架下继续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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