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篇章】
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了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进程，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国家组织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经历了显著和不平衡的提高。与此同时，国家在福利供给方面的公共支出却一直维持在很低水平，由此引发了人们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唯独发生在中国。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一小群强有力的经济寡头在国家实行“休克疗法”之后迅速崛起。墨西哥1992年后的私有化浪潮使极少数人一跃而成为世界级富翁。在英国，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财富占国家总财富的比例在近二十年中已经翻了一番，从80年代早期的6.5%提高到13%（Klein， 2007）。在上述国家中发生的类似剧烈转型并非偶然。当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宣布中国将尝试利用市场机制来维护和强化国家利益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一场以新自由主义原则为指导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在这一背景下，转型中国可以被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探寻这些被重新界定其边界和功能的新型国家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而且是何种政治原则有效促进了这样激进的变革。
一、 研究问题与意义
纵观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知识版图。这种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前哨出现在英美保守主义政府时期的战略性政府重组，随即一股流行全球的政治改革浪潮传播到了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改革受到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的影响，但新赋予的国家使命却是相似的，就是为追求利润的资本积累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Harvey， 2005）。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改革者们认为需要重塑政府以便运用其垄断性权力拓展商业活动的自由空间、鼓励企业家精神与技术革新、推动有效的市场竞争以及将政府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直接干预性角色减至最小。在实践中，改革者们往往偏爱由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外包等政策组成的一整套行政改革议程，以便在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纽带，来促进由市场导向的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的核心部分，公共部门变革中涉及的规范原则与操作技术在流行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管理主义和治理理论文献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正如许多批判理论家所观察到的，这些理论为论证进行中的政策变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知识系统（Hood， 1991; Harvey， 2005; Jessop， 1995， 2002; Pollitt andBouckaert， 2004）。例如，对哈维而言，新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政治规划包括两个彼此关联的方面：实践策略和理论设计。对后者进行分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考察作为影响历史与政治变迁真实动力的理论思想所发挥的作用。
本书试图将哈维的上述研究议题付诸实践：其目标是提供一项对当代中国治理理论的批判性评估，以此来理解在中国转型体制下存在于思想维度的治理精神的实质。在方法论层面，这项研究尝试从诠释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在社会科学普遍性的知识框架下辨识出一种政治与行政理论的处境化形式。 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分析作为中国大规模政府改革的观察者和咨询者的学者们意见的基础上，阐明治理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发现。这是此项研究的首要目的。为此，这项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当代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这项理论是如何演进和发展的？通过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考察治理理论在中国政治与行政学科中的概念结构与思想基础。
这项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探讨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工具在推进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与行政变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众所周知，治理理论在20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兴起是公共行政与政策分析领域的重要进展。正如Stoker（1998）所观察到的，治理理论并不满足于提供解释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它的目标乃是塑造政策议程并提供前瞻性的指导方案。因此，为了评估治理理论在影响改革议程方面的能力，我们提出该项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治理理论在何种意义上为研究中国转型国家的政策议题提供了可行的认识框架？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努力揭示出治理理论与其相关的国家政策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如上所述，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在转型中国的政治语境下治理理论的思想形态与功能。其中转型中国作为研究个案究的意义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比较研究方面的意义。如同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样，治理理论的产生与20世纪末期福利国家的结构转型密切相关。但是，尽管治理理论在发达国家中的政治功能得到了详尽的考察，这一理论在塑造转型国家的政治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尚未引起重视。而在转型中国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国家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即国家从传统的福利供给中退出并逐步减少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服务等领域的直接作用（Guan， 2000）。在这种背景下，当新兴的治理理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第一次被中国学者介绍到本土的政治研究中时，政府正在经历一场在社会政策领域内根据新自由主义原则推行的深刻变革。新的理论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中国家中获得了验证的机会。随着国外治理作品被迅速翻译并且在中国政治与行政学者中广泛讨论，由此形成的治理思想体系在影响国家政策议程时所发挥的作用便成了有待研究的问题（陈振明、薛澜，2007；俞可平，2008；郁建兴、王诗宗，2010）。在此基础上，治理理论的概念框架和演变便适于从比较视角出发进行批判性的评估研究。
案例选择的第二个也是更深层的理由是基于对新自由主义时期政治知识构造方面的考虑。新自由主义理论通常认定政治知识的产生是一个由学者独立决定其产品内容和形式的专业过程，然后一些政治力量如政府或统治精英会根据他们的利益来选择性地利用这些知识。可以说，这种关于知识生产性质的专业主义预设主导了针对治理理论的研究。 在目前的研究中，这一假定不仅被该理论的综合者们所采纳（Chhotrayand Stoker， 2009; KersbergenandWaarden， 2004; Lynn， Heinrich and Carolyn， 2001; Stoker， 1998），而且得到了治理批评家们的认同（Callinicos， 2001; Gamble， 2009; Harloe， 2001; Harvey， 2005）。与此类似，这种专业主义预设在目前针对中国治理理论的研究中也非常流行（何增科，2008；孙萍、耿国阶、张晓杰，2008；杨雪冬，2008；王诗宗，2009）。本研究致力于挑战上述观点。透过考察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治理思想的发展，我们致力于揭示出所谓的治理理论专业研究本身可以被整合为国家政治议程的一个有机部分。
因此，这项研究包括三项主要任务。首先，我们试图考察治理思想出现的政治背景。具体来说，我们将关注点聚焦在转型时期政府进行的意识形态调整上，即将追求和谐社会作为新的社会政策的指导方针，从而为随后治理理论的建构树立了政治坐标。然后，我们将主要分析构成治理理论话语的规范原则与技术手段，分析的重点在于解读作为建设和谐社会关键的政府自身的功能与定位。再次，我们将回顾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科中的思想演进，以此来揭示这一理论动态发展的主要特征。这项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追溯治理概念在本土的政治思考中的适应性过程进一步推进对治理理论的处境化分析。由于篇幅的局限，我们无法详细考察这一独特的政治与行政理论在政策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可以说这不是一项对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的典型的实证研究。相反，本研究的重点是针对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内产生的倡导或反对特定改革议程的治理文献的文本研究。尽管如此，我们的分析结论，即对中国治理理论的阐释，仍可以有效地支持对治理理论在政策分析以及其他方面应用情况的经验性研究。
上述研究工作的展开需要首先寻找合适的分析视角。可以说，尽管围绕治理思想的理论议题已经被学者们广泛讨论，这一思想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所展现的特殊性质与变化尚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基于对现有跨学科的治理文献的系统回顾，我们辨别出三种独特的分析路径，它们分别是以市场、网络和国家为中心的治理视角。在分别考察每种视角的优点和劣势之后，我们提出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视角可以成为解读中国转型国家语境下治理思想形态的有益起点。
二、 文献综述
作为当代政治与行政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治理理论被学者们广泛接受。然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这一概念的内涵却常常模糊不清，其外延也不易界定。例如，在Pierre和Peters（2005）看来，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囊括了从公司管理到国际关系这些不同研究领域的宽泛概念。囿于上述在概念界定方面的困难，我们选择在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科领域中辨识出治理理论的主要理解视角来展开分析，以此来说明这些独特视角各自的思想渊源、概念框架以及对其主要的批评。
（一）基于市场的治理视角
市场视角的主要特点是将市场及其结构作为理解国家与政府治理的原型。这一视角在新公共管理学者中特别流行和具有影响力。在其看来，由于现代的公共部门正在面临与私营部门相似的管理和产品分配难题，所以那些在商业管理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术可以也应当被借鉴到公共管理领域中。作为连通传统上彼此分别的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市场概念，通常是指一个允许不同自利者彼此竞争或合作来谋求各自目标的场所。所以，首要的治理问题便是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动员这些主体彼此合作以解决共同面对的难题。
治理的市场视角的主要思想资源来自于经济学理论。它首先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选择学派将微观经济学理论拓展到分析公共事务方面的突破（Buchanan， 1975; Dunleavy， 1991; Moe， 1984， 1989; Niskanen， 1971; Ostrom， 1986; Tullock， 1965）。这一学派的学者假定在公共组织中工作的人们同样会受到自私天性的制约，这将导致他们的行为模式类似于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个体。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垄断了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资源并享受着相对稳定的职业保障，行政官僚往往比立法者具有更大的决策权力，而自利的天性又会促使他们利用权力来扩张何官僚系统且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来满足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和公共利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削弱这些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中的决定性地位。
治理在经济学中的第二股思想资源来自对企业内部管理结构的研究。新制度主义主要分支的学者们发展了独特的研究范式来考察私营部门内部管理制度的性质，并以此来解释出现在不同管理层级之间的冲突发生的模式和原因。他们的研究认为，企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管理目标上的不一致是造成股东与其代理人之间对各自的行为目标和责任发生混乱的主要原因。此外，他们还进一步将组织内部的交易行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来衡量不同的制度结构如科层制或市场在各自治理环境下比较优势。 可以说，这一理论通过将公共和私人部门概念化为可抉择的治理结构从而拓展了企业治理概念和方法的使用范围。
与抽象的经济学学理性讨论相比，市场观点在治理领域内的应用则更加具体，这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在政府结构和人事管理方面。在市场观点看来，政府最严重的治理问题源自其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结构，即传统上大型垄断式的政府部门很难应对不断变化环境因素（如市场信号），它们的焦点通常会集中在将内部的正规制度和科层权威方面并以此作为行动依据。因此，改革者们建议有效的变革方案就是分散政策制定的权力并创造出大量竞争性的小型机构来分解原先较大的部门。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将有助于使政府在结构上更加趋于扁平，也更易于达到横向间协调来制定出适应环境变化的政策。
在人事管理方面，市场思路的支持者对政府在其工作人员的录用、晋升和评估方面的制度僵化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些制度缺乏足够的激励使官僚服务于公民需要，更无助于在公共服务中培植富于创新和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因此极有必要在政府部门内引进相应的私人管理系统来鼓励那些在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中的表现优秀的工作人员。他们建议通过建立弹性的工资制度使公务员的收入与其绩效水平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便可以使其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并对其承担负责。可见，市场中心论者事实上通过上述这些改进办法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和功能。简言之，新型政府的主要角色应是“掌舵”而非“划桨”。《再造政府》或许是这种改革倡议的最佳代表。在这本畅销书中，两位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1996）提出了企业型政府的十条原则来区别于传统的政府模式：
大多数企业化的政府都促进在服务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它们把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移到社区，从而授权给公民。它们衡量各部门的实绩，把焦点放在后果上而不是投入上。它们行为的动力不是来自规章条文，而是来自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使命。它们把服务的对象重新界定为顾客，让顾客们有所选择，选择学校，选择职业培训计划，选择住房。它们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问题成堆后才来提供各种服务。它们把精力集中于挣钱而不单单是花钱。它们下放权力，积极采用参与式管理。它们宁可要市场机制而不要官僚主义机制。它们关注的中心并不简单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且也是向公营、私营和志愿服务各部分提供催化剂，使之行动起来解决自己社区的问题。（第21页）
纵观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的市场模型在理解治理理论方面的特点，可以发现它有效地将人性中的自利取向作为分析治理问题的个人主义基础并强调其应作为治理理论建构的起点。此外，它还为发展出在复杂条件下提高治理水平的技术工具做出了贡献。但市场模型的缺陷也很明显：由于将治理问题简单还原为公司治理和商业交易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边界，也因此忽视了政治制度和机构的独特性。更加重要的是，它将权力结构简化为市场意义上的资源分配，从而难以充分解释特定环境下权力运作的具体逻辑和规律。
（二）基于网络的治理视角
第二种思考治理问题的视角深深植根于政治科学中的政策研究领域。这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与社会领域内多元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这便意味着国家或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嵌入到网络状的政策环境中并必须通过与其他社会团体进行合作才能达到治理的目标。学者们将这些现象定义为“新型治理（new governance）”或“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并认为其主要的特征是“自我组织的组织间网络”的形成。治理也因此成为一个系统层次的概念，指的是由多元参与者进行协同决策时的特定结构和过程（Kickert， Klijn and Koppenjan， 1997）。
这一思路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政策网络研究的进展。它见证了从地方政府研究到地方治理研究的转型。在英国70年代出现的地方治理运动中，学者们提出应当重新评价地方政府在城市政治变革中的角色。他们发现地方政府在执行经济或社会政策过程中常常受制于与各种类型的组织进行合作的强大压力，而同时一些具体的市民组织及其网络在政策议程设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Bovaird， Löffler and Parrado， 2002; Stoker， 1995， 1999）。因此，他们主张使用“治理”这一新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在微观环境下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形式，认为其主要特点就是从地方政府到各种社区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全面参与（Marsh and Rhodes， 1992）。
网络治理模式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对针对网络社会的宏观研究。卡斯特的三卷本《网络社会的兴起》为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进而唤起众多学者对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中可能出现的网络结构与互动机制的研究兴趣。在这部作品中，Castells（2000）解释道一个网络是以其灵活和对环境开放的结构为特征的，他接着颇具先知性地预言道“信息时代中主导的功能和过程越来越由网络组织构成”（p. 469）。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个人或集体，而是网络组织。这些网络是由那些得到周围环境和由类似市场互动结构的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体和组织所构成的。简言之，网络社会的思想预示了学者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治理变革的充分期待。
网络视角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欧盟研究中浮现的多层次治理观（Multi-level governance， MLG）。在多层治理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典型的政策制定过程通常要包括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层面的公共机构以及非公共组织之间复杂的协调和谈判活动。因此如何构建出有效的政策论坛来提供各种政策选择，以及如何提供适应网络活动的政策程序便成为该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学者们的共识是认为多元化的政策参与者正在以各种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塑造政策结果（Hix， 1998; Kohler-Koch and Rittberger， 2006; Peterson and Blomberg， 1999）。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政府在多层治理中的角色被日益边缘化，与此同时诸如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政策结果越来越受到非政府参与者的影响（Bache and Flinders， 2004; Bovaird， Parrado and Löffler， 2005）。在这种意义上，多层治理提供了理解治理问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视角，即在复杂的治理环境中聚焦于多元的政策制定的中心以及在不同的区域层级活动的政府与非政府行动者之间的互动（Hooghe and Marks， 2001）。
在分析治理问题方面，网络思路首先意味着对政府治理环境的重新确认。根据“权力互赖（power interdependence）”的概念，任何投身于集体行动的组织都需要借助其他组织的力量来进行资源交换并合作达成共同目标，这便要求网络参与者建立起一种彼此信任和基于规则的互动模式（Rhodes， 1997; Stoker， 1998）。此外，这一概念还意味着由于治理是一个典型的互动过程，所以任何一方—不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都很难具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单方面解决问题（Kooiman， 1993）。如果这是对政府外部治理环境的真实描述的话，那么政府便需要新型的管理工具和技术来实施有效的引导而非采取传统的直接命令或干预方法了。为了有效地理解这种在网络治理中的引导性角色，学者们辨识出政府在实践中若干类型的管理策略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Kickert and Stillman， 1999; Klijin， Koppenjan and Termeer， 1995; Kooiman， 2003）。他们发现政府首先可以利用诸如立法或财政等物质手段来塑造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结构及其游戏规则。其中对游戏规则的塑造意味着在既定的网络结构中经营彼此互动的关系。这一类型的行动策略要求政府寻求有价值的妥协以便与其他行动者一同进行政策的制定。塑造互动结构指的是改变网络的结构或参与者的努力。换言之，为了推动新的政策方向，政府需要介入网络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变动甚至改变资源分布的格局。
除了上述的物质手段，政府还可以凭借劝说等手段来影响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进而达到影响政策产出的目的。在这一方面，掌握有效的叙事方法（storytelling method）便成为游说活动成功的关键。例如，Sorensen（2006）曾对此建议道，“叙事技巧能够塑造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对各自敌我关系的印象以及有关过去和未来的景象，从而使得将影响理性行为的内容变得可能。因此，叙事代表了一种强有力的间接管理手段，通过它可以影响自我管理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政治策略同时又不直接干涉他们各自策略的制定” （p. 101）。由此得到的主要教训是可以通过鼓励行动者以特定的方式认识和理解世界来改变由其组成的网络。
综上所述，基于网络的治理视角在理论阐释方面的优势在于使我们更加关注此前被政策研究忽视的多样的社会组织与团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它也提醒我们现代政府远不是想象中的一部结构严密的国家机器，在处理现实的公共事务时，它其实受制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压力。因此，一个以网络为中心的治理观有助于对多层级的政府在复杂的政策环境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系统的分析。这种解释能力也因此使得网络模型特别适用于解释前福利国家如英国、瑞典、荷兰等国家正在发生的结构转型。
然而，这种途径正如此前的市场视角一样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它同样无法提供一个对公共部门的完整理解。它倾向于夸大外界因素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影响，因此片面地将政府的角色简单界定在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与此同时，它在解释政府内部的治理机制及其对政策的影响方面也乏善可陈。最后，这一视角倾向于从网络角度来理解治理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常常偏爱一些特定的政治和行政价值（如制度整合、创新或风险承担）并过分强调那些声称代表这些价值的政客或高级政府官员的作用，故容易被质疑该治理模型是在兜售流行的政治议题而不是贡献在对政府活动进行客观与系统的评价方面。
（三）基于国家的治理视角
最后一个治理理论视角来自国家主义的观点。持这一看法的学者认为治理就是指政府做事的方式，因此将国家作为中心应是探讨治理问题的最佳途径（Kettl， 2002）。这一视角假定，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机构仍然是治理的主导力量，并且国家在目标设定方面的重要作用仍是达到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Dror， 1986; Peters， 2001; Pierre and Peters， 2000; Rose， 1978）。基于此，国家视角的学者争论说尽管市场或网络正在成为流行的治理结构，但充分理解治理问题的关键仍将是政府组织以及其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变化。
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观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作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公认的创始者，马基雅维利首先开拓出了一条以科学的和价值中立的方式研究国家的途径。正如Dyson（1980）对此的评论：“‘国家’（stato）是他（指马基雅维利，笔者注）著作中的一个关键词，他的重要性既体现在使该词脱离中世纪的用法并使其逐渐流行起来，特别是在有关国家理性讨论的背景下（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的特点在于超越一般的道德和逻辑）。”根据这种现实主义立场，任何具有政治劝说性质的思想或理论都应受到严格的考察，即它们对国家治理的结构和过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家主义视角的当代发展与对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Waldo就曾在《行政国家》（1984）一书中曾就美国20世纪中叶占主导地位的公共行政理论以及这些理论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更强有力地论证出这些关于行政国家的理论建构是与长期在民主传统中积累起来的美国宪法原则相冲突的。另一位当代学者Rosenbloom（1983）则通过辨析并存于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三种竞争性理路视角来揭示其各自在美国政治系统中的制度基础。他认为这种分散化的理论图景事实上反映出崛起的行政国家内部出现的结构性危机，即立法和司法功能日益被整合进强大的行政分支中。可见，一种政体与植根在该政权上的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和辨证的关系，因此对某一理论的考察事实上是在检验其对具体的治理环境可能造成的全方位影响。
国家主义视角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由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工作的一群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发起的“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运动。他们的贡献之一是对从比较和历史途径研究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变迁中作用的强调。此外，他们也为未来试图以动态视角研究推进关于国家结构和国家能力相关概念的研究者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议题。具体而言，他们论证道对国家在某一重组时期的宏观性研究可以帮助分析者辨认出经常在访谈或问卷调查研究中隐而未现的重要的结构性特征。正如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1985）建议的，“我们需要对国家结构尤其是国家行政和财政制度确立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它们对国家政策能力和在国家机构与个人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的模式化的互动关系方面的影响更为详尽的探讨”（p. 361）。
如前所述，国家主义视角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以批判的和整体性的方法来考察政治理论或学说。因此，在理论层面，它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来发掘出治理理论潜在的政治含义。在这一方面，Frederickson的工作颇有代表性。他（1997）曾观察到当代作为网络治理的行政理论框架倾向于模糊国家与社会以及国家内部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传统界限，因而对一直以来被作为宪政民主制度核心要素的政府组织的公共性以及传统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体系构成了威胁。与此类似的，March和Olson（1995）也对市场模型中的潜在的交易观点发起了严肃的批评，认为这种概念处理方式有损于对民主治理的制度结构及其规则的认识。
此外，由于国家视角能便捷地与组织理论结合并借此将公共部门视为一种特定组织类型来研究，它因此能够帮助学者建立起一套操作化的指标系统来分析不同治理模型在具体实践中内容和形式。例如，Peters（2001）就曾区分出四种在政府变革时期涌现出来的治理模型并在结构、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方面对其各个模型的特点加以勘定。在另一项研究中，Lynn， Heinrich and Hill（2001）发展出一整套包含制度、管理和技术三个层次的治理分析框架，来针对不同学科和领域中迥异的治理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由此可见，国家视角的这一特点尤其适合于对治理理论进行比较性研究和理论综合。
纵观国家路径的理论特质可以发现，它对将国家作为有意义的治理理论焦点给予了持续的关注，特别是将其看作是在变动环境中稳定的治理结构和有规则的政策过程的主要维系者。它也提醒我们一项对治理理论的完整理解需要对其适应一个政体基本治理原则的能力方面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换言之，对一个政治系统和政治文化的处境化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分析治理理论的特质，因为它会使我们对那些带有说服力的治理原则及其可能对国家治理造成的影响保持警惕。显然，这些特点都使国家视角适用于一项在中国转型政治背景下针对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此外，它们也有潜力提升从国家视角出发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能力。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在理论层面，这一视角倾向于将特定政体的原则整合进对治理理论的分析中。而在现实操作中，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在探讨治理理论与宪政民主政体内各种政治价值与原则之间的关系（March and Olson， 1995; Kettl， 2002; Meier and O’toole， 2006）。目前仍然少有研究致力于分析治理理论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适应性及其对理论形态本身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如何辨别和解释治理理论在一个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转型体制中的思想形态及其政策意义，便成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对研究治理理论的思想发展而言，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值得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的学者付出努力来解答。这项研究便致力于揭示出治理理论在转型中国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思想实践的深刻意义。
展开
——肖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李泉的这本新作系统探讨了中国治理理论的特征、演进和发展以及西方治理理论对中国政治和行政改革的影响。这是一项艰巨的思想史工程。全书紧密结合理论思考和现实关怀，批判性地梳理了西方的治理学说，追溯其概念在中国的在地化过程。本书对中国治理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值得关注中国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学者珍视。
——陈峰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