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毅怀，男，汉族，1948年1月生，吉林省永吉县人，中共党员，哲学教授。首次“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中共吉林省省委副秘书长，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吉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任吉林省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吉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发展的列车在经过几千年缓慢行进甚至停滞之后，终于在20世纪末期进入高速行驶状态。就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而言，“高速”应当是一种正常的行进状态。这种状态，已被当代舆论誉为“世界奇迹”。
　　然而，中国发展的列车是否完全和真正摆脱了历史上曾经严重阻碍自己前进的束缚和羁绊？或者说，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在面对外在艰难险阻的同时，还有没有强大的内在束缚和羁绊？还有没有因为这些束缚和羁绊使发展缓慢甚至停顿下来的危险？
　　政治体制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治体制尚未完全走出传统甚至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向“传统”回归，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
　　《从国家主义到民本主义：中国政治的体制与价值观》以政治体制及其内在价值为线索，分析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特征与功能，并剖析了其中的原因，展望了其发展趋势。《从国家主义到民本主义：中国政治的体制与价值观》提出，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价值内核，中国体制必将从国家主义走向民本主义。如此，才能焕发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实现民族的重新崛起。

　　这个运行特征强制性地或半强制性地把一切智能之士都引入仕途官道及不断向攀爬的阶梯。大量人才过多地集中于官场、严重拥堵于官道，造成了官场和官道上的严重拥挤和过度竞争。这自然反过来有力地强化了中央集权和皇权，使帝王可以得心应手地控制他的臣宰，整个国家政权体系得以全面、有效地控制社会的人才资源。不过，专制王朝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官场上人才的过度密集和竞争，造成了貌合神离、尔虞我诈的官场习气，每日每时都损害着国家政权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人才匮乏，实业发展缺乏人才支撑，进而造成社会的停滞性危机。
　　官本位结构和官本位秩序以及官本位观念还是广大民众和基层官吏长期接受专制盘剥的体制基础和观念基础。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主义体制下，既然官在上，民在下；官为本，民为末；官为重，民为轻，那么，官民之间便没有平等、没有契约，只有支配与被支配、强制与被强制，官员的权力成为特权。于是，民为官而奉献在理论和观念上就被发展为应尽的义务即孝敬；官为民“服务”在理论和观念上就被发展为施舍和恩惠。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那些士族地主甚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巴结官僚、下级官僚热衷于为上级官僚“奉献”？为什么官僚对民众和下级的血汗“奉献”安之若素？其基本答案既在权力与物质利益的交易上，也在官本位的观念上。所以，每一代、每一朝的以权谋私一类的腐败都有其具体、复杂的体制原因和观念原因，但这种官本位体制显然是其最基本的体制和文化原因。
　　（2）唯上意是取：决策方式高度专制化。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主义政治体制下，皇权高于法律，一切贯彻和实施帝王意旨的活动都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甚至皇权之下的其他强权也可以随意推翻法律。在这种具有鲜明人治特征的体制下，关于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评价，要由它是否具有合道德性来决定。而是否具有合道德性，说到底就是是否具有合正统性，即是否接受和服从帝王的至上权威。一切接受和服从帝王权威的言论和行为都是正当的；反之，一切怀疑和否定帝王权威的言论和行为都是不正当的。这个准则反映在国家决策上，就是唯上意是取。不管大臣们和知识精英们的意见和建议是多么合理合法合规，最后的决断必须由皇帝来做。只有皇帝的决断，才是圣明的、合法的、有效的。除非皇帝懒惰，主动弃权，或受皇帝信任和委托，其他人不经皇帝同意就决策问题自作主张，都是大逆之罪。在决策过程中如果产生不同意见，皇帝也永远是对的。持不同意见者，轻则被疏远，重则被贬谪，甚至被杀头。王莽当皇帝不过15年时间，却换了八任大司马。这里的原因，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无非是这些“大司马”们不能很好地揣摸和迎合他的心意。于是，他便借口地震、日食之类的自然现象把拂逆他“尊意”的官吏们一个一个地裁撤掉。如果说从秦汉到宋元，尚有宰相辅佐帝王决策，帝王决策的专制化尚未发展到极致，那么，到了明代，宰相制度被取缔，帝王决策比之过去已经更加专制和独裁，接近于登峰造极。但这时，内阁尚存，大臣们还可以公开议政。然而，到了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隆庆门墙脚下一排小平房里。从此，一国政事全部由皇室包揽，帝王决策的专制化已达到最后极限。
　　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体制下，国家最高层面的决策方式当然会泛化为整个国家的决策方式。不管是哪一级，所有的决策都有一个真理性和可行性问题，但最后都只能以上意为准、为尊，谁的官大，谁就更代表上意，谁的意见就“正确”，就听谁的。这里只存在“权力就是真理”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定律，不存在“实事求是”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定律。《后汉书》上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讲的是学术上事，官场上是不在乎这个的。
　　为了保证上意的“圣明”即正确性和有效贯彻，下情也是要上达的，甚至还可以或多或少地“民主”一下。大多数帝王都很希望自己能代表真理，成为“圣贤之王”。特别是那些比较开明的帝王很重视了解下情、洞察民间疾苦。一些帝王甚至能够微服私访，以真实地了解社会实际。有些朝代还建立了社会调查系统，广泛收集下情，为皇帝和内阁提供情况和建议。但这些都是为体现“上”意和实现“上”意“圣明”而进行的，绝不是让基层官吏和民众表达利益、参与决策。高高在上、“至尊至圣”的帝王只需要下面领会和贯彻上意，并被动地接受调查，而不需要下面主动参与，甚至崭露头角、出人头地。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基本架构
运行特征
整体效能

第二章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风雨延续，
环境变迁
痛苦挣扎
苦难歧途
徘徊依旧
山重水复
路在何方

第三章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历史扬弃
柳暗花明
前路尚远
近战攻坚
后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