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米勒（David Miller），英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多元正义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于1974年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东安杰里卡大学（East Anglia University）任教，1979年至今，为牛津大学纳菲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教授，2002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他的主要著作有《无政府主义》（1984）、《市场、国家与共同体：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论民族性》（1997）、《社会正义原则》（1999）、《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2000）、《政治哲学与幸福的根基》（2003）等。

　　牛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戴维•米勒的《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一书由10章组成。第1章介绍了该书的基本思路。第2章分析了世界主义的具体内涵，并捍卫弱式世界主义，反对强式世界主义。第3章的主题是反对全球平等主义。第4章阐述了两种不同的责任概念（后果责任与补救责任），并分析了这两种责任概念在民族责任和全球正义理念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第5章探讨的是民族责任的问题。第6章探讨的是一个民族对其先辈的行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第7章关注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补救责任，即当基本人权未受到保护时，有能力帮助保护基本人权的任何行动者（个人或集体）原则上都要承担起补救责任。第8章探讨了三个问题，即移民权究竟是不是一项基本权利，移民接收国享有领土权利的依据是什么，哪类移民政策是符合正义的。第9章讨论的是富人对全球穷人的责任问题。第10章是对全书的总结。

　　第1章 导论
　　我打开电视观看晚间新闻。主要的新闻事件都来自我们所谓的第三世界，讲述的都是人间苦难。第一条新闻报道的是发生在巴格达的两起严重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第一枚炸弹针对的是在当地警察局门前排队希望获得一份工作的、无职无业的伊拉克人；第二枚炸弹针对的明显是妇女和儿童喜欢在其中购物的一个市场。充斥电视画面的首先是成堆的尸体，然后是失声痛哭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发誓要报复炸弹袭击者，报复被指望来阻止炸弹袭击者的那些安全部队。镜头所到之处，都是废墟和硝烟，一片狼藉。
　　第二条新闻报道的是袭击尼日尔这个世界上第二贫穷的国家的饥荒。即使是在正常年景，该国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不到5岁就死去；现在，随着遭受饥荒痛苦的、骨瘦如柴的人数的增加，儿童的死亡率将明显地会大幅度增加。苍蝇在儿童的脸上爬行，他们目光呆痴地望着天空；他们的母亲请求医生赶快到来。但是，尼日尔的医疗保健已经私营化，很少有人能承担其费用。记者告诉我们，这次饥荒是可预测的；事实上，记者本人在几个月前来尼日尔出差时就曾警告过饥荒的来临。但是，国际援助之捐助者的反应过于迟缓，而现在到达该国最南端的食品又难以快速分发到全国各地，因为该国政府未能有效地保养该国的公路，使之处于良好的可使用状态。记者对着镜头说，全世界都对这个被遗忘的国家的痛苦麻木不仁，除非它的良知能够被报道的影像所唤醒——但那将太迟。
　　第三条新闻是我更为熟悉的，它把我引向了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分割开来的［政治和地理］鸿沟。新闻事件发生在麦尼拉（Melilla），西班牙的一个细小的、位于北非海岸、毗邻摩洛哥的大陆架。麦尼拉已经成为移民们逃出非洲、进入欧洲的一个首选通道，因此，西班牙政府在边界处修建了一道顶部安有锋利铁丝网的围栏。然而，每到夜晚，就有数百名移民，带着自制的梯子，涌向围栏。有数人被枪击身亡；更多的人则摔断了四肢，手臂被铁丝网深深地划伤。他们全都被抓捕，即将被送回摩洛哥，并遣送到撒哈拉南部的某个地方。在与记者交谈时他们坦言，他们已经旅行了数千公里——从喀麦隆、塞内加尔、马里以及西非和中非的其他国家；他们将一如既往地想方设法进入欧洲——应许之地——即使他们的冒险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观看这些新闻时，我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每一条报道激起的都是不同的情感反应。第一种情感反应当然是对报道中的那些人深感同情；他们不仅仅是贫穷的人民，他们还是生活在我们所有人都承认的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民；他们被伤害，遭受痛苦，忍饥挨饿，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所遭受的这些伤害，不是来自自然之手，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他人之手。因此，伴随着同情而来的是另一种情感，即对那些制造这些痛苦的人或政策深表愤怒。但是，这类痛苦也令我们感到困惑：这些痛苦为什么会发生？制造这些悲剧的原因是什么？面对这些悲剧，我们应采取何种行动？
　　当看到伊拉克人试图在汽车炸弹炸死的尸体中寻找他们的亲人时，我想，这些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在推翻萨达姆的战争中，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原本以为能够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但现在却生活在梦魇中。他们的希望和恐惧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具有的正常的希望和恐惧。这种希望和恐惧也易于理解。但是，当我开始思考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时，理解却被困惑所取代。在这个世界上，通过随意杀害和伤害数百名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想迫使美国人撤出伊拉克，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攻击美国的军队？如果他们的想法是，通过摧毁伊拉克现政权的权威，以便为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府创造条件，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要炸死无辜的民众？由于炸弹袭击者几乎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伊拉克的少数族群），而他们的受害者大多数都是什叶派，因而，如果他们想发动一场内战的话，那么，最后被大规模杀害的不正是他们自己这个族群吗？我对炸弹袭击者深感愤怒，但我不知道如何来引导我的愤怒，因为，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无法理解。
　　尼日尔的饥荒看来易于理解。我们已经非常沮丧地在电视屏幕上多次看到相同的故事。屏幕上展现的是饥荒的受害者，他们无助地躺在地上，期待着救济物品能早点到来。画面上还有西方的救援人员和医生，他们对缓慢的通关速度非常愤怒，批评西方政府的无所作为，批评尼日尔政府的愚昧无知。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这次饥荒为什么会发生。饥荒仅仅是由于干旱导致的作物绝收，还是更多地与尼日尔政府的决策有关？——该国政府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废除了粮食紧急供应体系，这一体系本来可以给人们提供足够的粮食，使他们坚持到次年的收割季节。然而，我又听到了某些奇怪且令人困惑的故事：在妇女和儿童遭受饥荒的那些村庄，还有一些粮食被男人锁在谷仓里；这些男人却外出打工了，例如，到尼日尔之外的地方寻找工作去了。当地的部分文化传统是，妇女应当用她们从自己支配的那一小块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物来养活自己，而男人则控制着从更大的家庭农田（妇女也在这块家庭农田中劳动）中生产出来的粮食。这能够被当做是那里的饥荒为何如此严重的原因吗？
　　当麦尼拉的故事出现在屏幕上时，我感到我对那些试图穿越围栏的非洲青年的同情被某种特定的愤怒减缓了。毫无疑问，他们必须明白，这不是进入欧洲的正常方式。非法移民是不受欢迎的——还有什么方式比六米高、顶部装有锋利铁丝网的围栏更能清楚地表明这种态度呢？难道他们认为他们拥有违反法律（这些法律适用于每一个想进入西班牙的人）进入西班牙的天赋权利吗？他们为什么如此地确信他们的所有麻烦都会迎刃而解——只要他们能越过那道围栏？虽然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苦难——如果他们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试图穿越边界，那么他们的苦难必定是令人绝望的——但我还是认为他们是被某种幻觉所欺骗了，而且他们要为他们的这种幻觉承担责任。但是，我的这种反应是否部分地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反应——担心我和我的欧洲同胞的舒适生活将被无情地打断（如果世界上数百万穷人被允许进入欧洲的话）？
　　我对这三条新闻的反应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呢？这很难说。可能有一些或许比我更善良的人，他们对那些受害人的同情心超过了所有的其他情感。看到那些年轻人在摩洛哥被集中押送上遣返的飞机，他们可能只想到了这些人的苦难和受到的伤害；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问一问，是不是这些移民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还有一些人抱着另外一种心态：当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苦难故事被曝光以后，他们就只看到发展中国家与我们的鸿沟，认为我们（通过我们给这些国家所造成的影响）要为这种鸿沟的延续承担责任。如果在巴格达出现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那么这一定是由于我们西方人对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埋下了祸根。同样，如果在尼日尔出现了挨饿的妇女和儿童，在麦尼拉出现了翻越铁丝网的人，那么，其原因也在西方。这一切的发生都应当直接归咎于我们，我们也应遭受谴责。这两种反应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反应：一种反应只是关注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另一种反应则紧紧盯住富裕的西方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西方国家既富有又强大，只要它们愿意，它们就能消除这些苦难的根源，而如果它们不愿意，它们就该受到指责。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反应都会比这两种方式更为复杂，即使他们的反应方式与我的不完全相同。他们的同情将会混杂着关于责任的种种疑问。他们将会对下述问题满腹狐疑：这些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谁应当被指责？现在能够采取哪些行动以防止这些悲剧重演？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就是本书将要面对的读者——他们和我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关于“我们对世界上的穷人负有何种义务”的问题的答案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相当复杂的。我的目的是阐发一种理论构架来思考这一问题，以及涵盖这一问题的更大的问题，即全球正义的问题——当我们面临我刚才描述的那些处境时，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将能够给我们提供指导。这样一种构架不会给伊拉克、尼日尔和麦尼拉的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但是，它至少能够告诉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寻找这些方案。本书主要是一本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而不是关于公共政策或发展经济学的著作，所以我的目标就不是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而是探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诸如：全球正义应当被理解为要求实现地球上的所有人之间的某种平等，还是可以有某种更好的理解方式？我们应当转而制定某种关于权利和资源的全球底限标准——每一个人对权利和资源的分享都应确保不低于这一底限——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应当如何确定这一底限？在作出这些判断时，责任概念发挥了哪些作用？我们能够要求各民族对其所作所为是否公平承担集体责任吗，就像我们要求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那样？当面对像尼日尔的饥荒受害者这样的严重贫困的人群时，我们如何决定谁有责任来为他们提供援助？
　　在作为本书开头的这一章，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贯穿本书的几个主题，以便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详细讨论作铺垫。第一个主题直接来源于前面讨论过的三个案例。当我们要对那些卷入诸如巴格达自杀袭击、尼日尔饥荒和麦尼拉边境冲突这类事件中的人采取应对措施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我们倾向于把这些人仅仅视为受害者；换言之，把他们视为这样一些人，即他们对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无力加以抵抗。我们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关注，对他们所遭受的剥夺和苦难深表同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倾向于把他们视为行为主体，视为作出选择——这种选择给他们自己或他人带来了影响——的人。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开始提出关于责任的问题，关于他们的贫困和苦难究竟是咎由自取的，还是由他人施加的，抑或由其他原因所导致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思考关于在这类案例中正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那么，这两种立场似乎都是重要的。一方面，人是需要帮助的脆弱的存在物，他们不可能过上体面的（更不用说繁荣的）生活，除非他们至少能够被给予最低限度的自由、机会和资源。他们必须拥有思考和行动的自由，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能够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的资源。如果人们的这些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那些条件更好的人们似乎就负有正义的义务去给这些人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人又是能够作出选择的行为主体，他们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应当被允许享受成功所带来的好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承受失败所导致的负担。而且，如果他们的行为导致他人遭受损失，那么，他们就要为这种损失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对他们所伤害的那些人作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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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论
第2章　世界主义
第3章　全球平等主义
第4章　两种责任概念
第5章　民族责任
第6章　继承性责任
第7章　人权：确立全球底限
第8章　移民与领土权
第9章　对世界穷人的责任
第10章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