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学者大多是就分期问题本身展开讨论的。也就是说，还没有把分期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来研究。因此，尽管在讨论中迸发出一些火花，但还没有系统化。
为此，笔者在《北京日报》2003年9月15日发表《“新时期”是如何划分的》一文。文章本身不长，但已初具理论框架，涉及新时期的概念、特点、上下限、划分依据、原则等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对新时期的具体划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探讨中共历史新时期分期的基础上，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也关注到中共地方史新时期的分期。在《北京党史》2003年第6期发表的《新时期北京党史历史阶段划分浅议》一文中，笔者认为，划分新时期北京党史历史阶段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全党历史分期的大框架内，结合北京党史的实际来进行。可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把新时期的北京党史先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段的主题为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全面展开，后一段的主题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因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而北京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微观领域改革到宏观领域改革，从单项改革到综合配套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科技、教育、社会各个方面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可将新时期的北京党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主题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主题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主题为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前进；第四阶段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主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第五阶段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六大，主题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第六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现在，主题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第七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主题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第八阶段从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主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第九阶段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主题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笔者还注意国史新时期的分期。笔者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从中共历史和国史的角度，结合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意义、概念和时间跨度、指导思想、依据和原则、具体阶段划分等问题提出一些较新的看法，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在此基础上，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中共历史学分期理论研究》一文，在全面评价党史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分期的意义、概念、上下限、指导思想、依据和标志、原则等理论问题，初步构建了中共历史分期的理论体系，对新时期的阶段划分也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此文也引起了较大的关注。
在构建中共历史分期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中共历史分期的理论资源问题。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3期发表的《中共历史分期理论的理论资源与科学体系》一文中，笔者认为要构建中共历史分期的理论体系，必须以马克思分期理论为指导，从西方历史学、中国历史学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西方历史学、中国历史学关于历史分期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是中共历史分期理论的三大理论渊源，对形成中共历史分期理论的科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在构建中共历史分期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笔者还注意到从中共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养料。在《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发表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共历史分期理论的重要贡献》一文中，笔者分析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分期观，阐述了他们为中共历史分期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中共历史分期问题的过程中，笔者意识到“以问题为中心”研究思路的重要性。在《求索》2008年第2期发表的《试析“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理路》一文中，以国史分期为例，简要论述了这一思路。
之后，笔者还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形成标准》一文中，详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历史起点及其两条重要的判定标准。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发表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互动》一文中，进一步丰富了上述观点。笔者在《新视野》2011年第6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一文中，概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期的理论体系和阶段划分。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