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与政治的联姻，一个后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时报》称2016年大选如变成希拉里·克林顿与布什之争，那一点儿也不会出入意料。过去9次总统大选中，有7次出现过来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下一次大选之后，数字可能变为10次中有8次。
美国的政党恶斗，可从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只有14%中可见一斑（据盖洛普民调）。美国讽刺杂志《洋葱》最近发表的一篇封面文章，题为《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民宁愿接受近亲死亡也不愿支持国会》。颇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感。
作为曾经创造人类先进文明的西方世界，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是时间留给它们不多了。再过6年，中国就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那时对西方制度的无形挑战和撼动恐怕将超过这一场经济危机。再过30年，伊斯兰社会将通过超高的出生率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而取代西方文明。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倒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
《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后的机会》一书中认为，在一代人时间里，欧洲将变成“欧拉伯”，并对美国产生超越纳粹德国的威胁。他进而呼吁要像1940年代战争时期一样，采取极端措施：强化宣传、媒体审查、言论控制、搜寻颠覆者、祖籍是敌对国国民的监禁和限止旅游，以拯救西方的民主。此书得到了基辛格的高度评价。
Patrick J.Buchanan，曾担任过三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两度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在他被誉为最好的著作《西方的灭亡》中写道：1960年代，欧洲裔白人占世界的1／4，到2000年，变为1／6，到2050年，就将只有1／10。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人种。结论是由于欧洲和美国崩溃般的出生率、大量的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此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此的震撼人心：我们正失去我们自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国家。即使不考虑人口的变化、替代，在施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族裔因素主导选票流向的例子也并不罕见，严重时甚至可能因选举激化矛盾而撕裂社会。
另外，还有一大因素令西方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民众（也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放大。美国6%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另一方面，握有选票的选民能够否决任何计划生育政策，印度的人口爆炸就是一例。这些在民主制度下都是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改变的。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明显，也不致命，甚至这种人口张力还能推动科学发展，但到了今天，则很可能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也已经决定了西方这套民主制度被淘汰的历史命运。
总之，西方要想度过眼前的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想办法遏制资本的干预，以及大众的贪婪和非理性。未来的命运则取决于是否有办法同化不同种族的价值观，或者在无法同化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他们取代西方主体文明。从人类未来的角度还要加上一点，如何让那些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人口负担过重的国家能够实行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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