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和碰壁，新中国领导人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深有感触地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的这一想法，为邓小平后来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思考，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正是经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刻反思，新中国领导人开始把工业化奋斗目标的提法逐步改变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是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并不是仅仅以某一个经济门类（如工业）的生产水平或某一种工业产品（如钢铁）的产量来衡量，而必须实行综合平衡，全面发展，否则就难免出现像1958年“大炼钢铁”那样的荒唐事情。特别是事实还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传统农业国家，要迅速实现现代化，仅仅提出工业化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显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为这个口号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周恩来后来在反思这段历史时就曾经说过：“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①
针对“大跃进”运动中“大炼钢铁”等荒唐做法，毛泽东早在1959年的纠“左”过程中，就提出了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意见。这年的10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我觉得提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毛泽东阅后要求陈伯达等人对此进行研究，提出具体意见。10月15日，陈伯达给毛泽东写信说，对农业的提法，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经深入人心。而在实际措施、计划部署、问题解释时，将您最近所说的“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的意见，加以具体化，使大家进一步明确认识这一问题。毛泽东为这封信拟了一个标题《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批转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有关同志阅读，并要求开会进行讨论。①根据讨论的结果，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最后采用的提法是：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1960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在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又把这句话进一步修改为：1960年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后来，正是在此基础上，全党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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