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
学术与科学的严肃性必然要求从知识沟通的机制中消除任何争论和攻击行为，所以，政治舞台也有其自身独特的游戏规则。政治，就其本质而言，表现为控制稀缺的物质资源和象征性资源（或者观念上的资源）的持续冲突。任何一个想涉足这个领域的人都必须或者准备斗争，或者准备妥协，但最终都要准备在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中做出抉择。因此，如果持有一种终极的目标伦理，尤其是像自然法所坚持的天赋人权和人人生而平等的伦理观点，在政治领域中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很明显，韦伯的政治观点同其学术观点一样，与马克思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力图在似乎相互独立的目标中寻求某种统一。然而，同马克思的观点一样，韦伯的观点也必须要根据他对西方社会的整体认识的背景中来加以理解。
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性质，体现了职业化和日常活动的最高水平。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行为都表现为一种职业或一种行业，因而，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职业生涯以及一套特殊的权利与义务。这个问题反过来又成为西方文明发展中一个极其广泛和普遍的趋势之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是生活的理性化问题。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是指整个生活都从属于一种共同的评估和测量形式——即对达到具体目的所采取的最有效的技术手段进行评估。因此，在市场上对购买商品和雇佣劳务的最有效的方法可以精确地加以计算；在法庭上，对刑罚的形式或违法者应承担的责任也能基本准确地做出判断；在战争中，迅速而有效地赢得海战和陆战胜利的最佳谋略能够方便地被设计出来。
这些形式体现在理性的官僚制度中，它是西方国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特征。韦伯认为，这种行政管理形式有利有弊。作为西方文明主要内容的结构形式，它体现了超越以前所有文明的重大技术进步。较之其他任何组织形式，它能更加迅速、准确、经济地履行职责。然而，它也导致了人的异化。它代表了一种管理现代生活的组织手段。由于个人并不掌握这种机制，因而个人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存活动。此外，官僚制度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组织机制，这就使得个人对行动的选择权利乃至他的自由都被削弱了。
尽管人们关于手段的选择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共同的评估尺度，但在目标的选择方面却不能进行类似的还原。人们可以在一些明确的价值观念中选择一种作为自身践行的价值。这些价值观念成为韦伯的社会学中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这些价值观念在客观世界中的表现形式，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身份阶层提供了评估的基础，同时也成为政治领域内竞争和冲突滋生的主要来源。
人们在韦伯试图解释东西方之间差异的努力之中，发现了其最大的学术成就。在这方面，他把自己研究的注意力与努力转向了对于宗教本质的理解。他把宗教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心，其中又把正在崛起的禁欲主义的新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认为，宣扬禁欲的新教伦理是西方社会生活的主要成因，也标志着东西方之间的主要差异。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准则——强调救赎；对信徒生活不断地提出警示，对纵欲的节制，对工作和生活执著地投入——有助于通过提供一种道德的基础来进行精明和无情的财富积累，从而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来捍卫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地。
在对可能性的感知、对政治权力和政府官员的理解方面，韦伯都比马克思更为敏锐和成熟。他认为，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尤其是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够产生出与现代经济运行同样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各种活动从根本上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之上的。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认为，权威或者是统治权的行使，在现代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他的大部分学术工作都投入到了去诠释权力的确切性质，以及权力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封建社会和古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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